“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社会上发生了一些打、砸、抢事件，谢富治作为公安部部长，对此不但不设法制止，反而表示支持。“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用管。”“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６日，江青在接见合同工、临时工“造反”组织时，公然鼓励他们去占领劳动部、总工会，谢富治立即效尤。１２月３１日，他与周恩来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造反”组织——“政法公社”时，主动建议：“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
当时，周恩来听后惊得目瞪口呆。他没想到谢富治竟然会煽动群众去接管公安机关，自毁长城。于是，他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半个月之后，谢富治秘密召见“政法公社”的头头，布置说：“你们先派点骨干进去，每个处、局都去了解情况，然后再派人去。”
当江青攻击诬蔑公安部门是“坏人麇集的地方”、“十七年里干尽了坏事”，甚至是“反革命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之后，谢富治更是紧紧跟上，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口号。他在公安部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提出要把公安机关“彻底打碎”，煽动“砸烂公、检、法”，并要求向下传达。这一口号提出后，在全国掀起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公安、司法档案，残害公、检、法人员的浪潮，许多公安干部被捕入狱，全国政法机关陷入瘫痪。
这期间，周恩来多次要求谢富治解放一批公安干部出来抓工作，但谢富治却不予理睬。直到１９７２年４月，谢富治死后，公安部才在周恩来的催促下，解放了刘复之、于桑等副部长和一批干部，撤销了军管。
盖棺定论功过清
１９７０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１９７２年３月２６日撒手人寰。
谢富治死了，但“四人帮”还在横行，他的反革命面目不可能被揭露出来。历史是公正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谢富治的罪行终于大白天下。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根据一年多来对谢富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罪行的审查，决定撤销对他的悼词，开除他的党籍，并决定向全党公布他的反革命罪行。同时，将谢富治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公墓清出，并揭下了覆盖在上面的党旗。
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１６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