椿（春）桥同志：

送来你要的材料二份请收阅。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特别是伯达、江青同志是那样的关心和重视公安机关文化革命和保卫文化大革命，主动地提出要给公安机关提出几条。送给你的一个资料，一个八条，只能供你参考，因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提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来。

敬礼

谢富治十二月七日

《公安六条》草稿中的第三、四两条规定，凡是秘密投寄匿名信，张贴、散发传单、标语或公开张贴大字报、标语，散发传单，攻击诬蔑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攻击诬蔑中央文革小组的，是“反动行为”；对于有这种行为的人，以及多次进行这种活动、情节严重的人，要“依法惩处”。

谢富治不断指示专案组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对林彪等人不能有一个字、一句话的“损伤”。如有违反，就会被视为“放毒”、“恶毒攻击”，扣上“坏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加以惩处。有的还要追“同伙”，查“后台”，株连无辜。精神病人在发病中的胡言呓语，也被定上“恶毒攻击”的罪名，戴上“政治疯子”的帽子。

1967年11月2日，谢富治向公安部部分干部的讲话中说：中央文革小组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丰功伟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我们很好的领导者，我们要加以保护，谁要反对，我们要和他作坚决斗争。他还说：办专案、整档案，对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害，一个字的损害也不行。如果公安部出了这样的人，要坚决把他开除出公安机关，重的要坐班房。搞材料不能搞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帮助敌人。事后，这个讲话在公安部群众组织编的一个小报《公安红旗》上全文刊载，发往各地公安机关执行。1966年12月12日，昆明发现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有人说，林彪是毛主席的助手，其实不然，他正扮演着安禄山的角色，他与江青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十分暧昧的关系。”

谢富治接到报告，立即于12月17日批示：是一个死反革分子，应加紧破案，逮捕法办。

1967年4月，一封反对江青、陈伯达的匿名信中写道：“一个建议，谨防吕后专政”；“一个揭发，陈伯达是口蜜腹剑的人”；“一个要求，结束目前全国群众内战的混乱局面，恢复党组织，解放干部”。

谢富治随即批示：这封极反动极恶毒的信，要破案。

1968年1月24日，谢富治在一份所谓攻击康生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一种反革命行为，要坚决全部收回材料，销毁。要坚决追查，印发者是什么人，材料完全是造谣、污蔑，我不看，请你们不要扩散。送卫戍区。”

“砸烂公检法”

1966年8月24日，谢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谈会上给公安机关泼脏水，说：过去公安机关，罗瑞卿统治了八九年，徐子荣也统治了一个时期，他们搞反党宗派集团，……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冯基平、徐子荣、狄飞都是死党，他们搞地下活动，告黑状，想把某些人整倒。

1966年12月18日，江青把矛头指向整个公检法。她在接见红卫兵造反派代表时说：西城区公安分局问题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

江青讲话后，公安部的某些干部看到传单，对江青这种讲法接受不了，就去找谢富治。谢冷冰冰地说：江青是讲了话的，红卫兵要进来。1966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严厉斥责。周总理讲：这是你（指谢富治）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

谢富治根本不接受周总理的批评，公开对抗周总理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十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力，我祝贺你们。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

1967年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施义之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攻击“毛主席的思想在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提出要从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砸烂。

谢富治紧紧跟随林彪的旨意，1967年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

1967年12月17日，中央发出通知指出：彻底砸烂专政机关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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