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富治“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煽动下，全国各地（除西藏外）公安人员受打击迫害的人数达34481人。

攻击陷害刘少奇邓小平

1966年6月初，针对全国各地许多学校的领导班子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的非常情况，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作出了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决定。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仓促召开。陈伯达在会上发言指责“工作组做了坏事”。康生、江青等人乘机攻击刘少奇。在小组会上唯一攻击邓小平的是谢富治。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了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以批判“资反路线”为中心内容的工作会议。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他把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把广大干部对运动的不满和抵触，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10月24日，在第五组小组会上，谢富治发言诬蔑刘少奇、邓小平说：刘邓所主持的怀仁堂汇报会议是极不正常的。集中的表现是武断专行。他们既不按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批示原则办事，决定重大问题又不请示主席。他们完全不听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话……

这次会议后，全国很快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11月15日，公安部机关召开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工作组被批判犯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1966年12月8日，谢富治给林彪写报告提出，“很有必要对王光美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进行”。谢富治的目的，不在王光美本人，而是要陷害刘少奇。十天之后，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小组”。

1967年5月18日，谢富治在明确“王光美专案组”的任务时说：“名为王光美专案组，重点是搞刘少奇的政治历史问题。”同年9月5日，谢富治更明确地对专案组人员说：“搞王光美就是搞刘少奇。要抓住要害，抓住不放。”

1968年5月28日，谢富治在向中央写的一个报告中，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黑帮”。同年9月，谢富治指示公安部清档办公室工作人员从档案中查找“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于是一些经刘少奇、邓小平签发的中央文电和正常工作中的批阅件均被指控为“反革命罪行”。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召开。会议错误地批准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操纵专案小组，采取非法捕人、刑讯逼供、制造伪证等手段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发言指出：“完全拥护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交给广大革命群众公审。刘少奇隐藏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他结党营私，有个黑司令部。特别是邓小平，不仅是可耻的逃兵，而且伙同和包庇刘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也应开除党籍。陶铸是个叛徒，也要开除党籍。”

利用清理档案制造冤案

1968年4月1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其中一项内容为：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挑选150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

公安部的档案是1967年11月5日经中央决定查封的。1968年7月3日开始清查，至1970年2月结束，共历时一年半。当时的清档工作是在极左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对档案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68年5月24日晚，江青等在接见一个专案组工作人员时提出：“要到公安部清查档案。公安部档案可丰富了。还有北京市公安局的档案。你们组织几个人去查，我们要进去人。”

1968年6月8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关于组织清档队伍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称，清档任务主要是清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资敌、通敌”、“将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行”。1968年8月5日，谢富治起草了一份报告呈送陈伯达、康生等人，诬蔑彭真、罗瑞卿等同志“资敌通敌”。谢富治还向清档工作人员进一步强调，对“江青同志，不能有一字一句的损伤”。

在谢富治的授意下，李震、曾威等人指挥清档人员把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公安部一些负责人正确批阅处理的文件、电报等诬陷为包庇敌人、资敌通敌的“罪行”，填写成《案犯罪证登记表》、《查证表》、《线索登记表》，或以《清档材料呈阅件》、《情况反映》上报。有的还附上影印件作为“证据”。据公安部清查，谢富治等授意整的黑材料共1853件，涉及163人。其中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457件，被诬陷者58人；整公安部部、局、处、科负责人的材料1396件，被诬陷者105人。

□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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