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魏征死后，唐太宗“停婚仆碑”。一段“君臣合契，共理天下”的历史美谈就此搁下。以客观本文即从贞观后期的政治形势、唐太宗和魏征的个人原因这三个方面浅谈下这背后的原因,以客观和公正得对待这一历史事件 。

关键字:唐太宗 毁魏征墓碑   原因

正文:

据《旧唐书·魏征传》记载：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宗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太宗大怒, 推倒了亲为魏征撰制并书写的墓碑。为什么唐太宗要这样做呢? 历史认识往往有待于一个历史过程的完整，才容易看得清楚。为了理清这个历史事件，本文从三大方面来谈一谈。

一 贞观后期的政治形势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历史事件是必然而非偶然的。我们知道在贞观前期,唐太宗为适应形势需要，改变关陇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提拔了一大批庶族地主。而贞观中后期随着国内形势好转，唐太宗的思想里滋长了骄傲自满的因素，兼听、纳谏的良好作风渐渐冲淡。特别是在立太子斗争后, 太宗改变了对出身于普通地主的大臣看法。立太子斗争，是贞观后期重要的政治事件，牵涉的人很多，杜侯二人谋反就是这其中的一部分。斗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立李治的胜利而结束。这派胜了，要保住李治基业的长久发展，太宗便要采取一些措施了，矛头自然指向输的那派。这派大多是普通地主出身的。太宗令刘洎自杀，用谋反罪名杀张亮，用“罔上”罪名流放崔仁师，贬李绩为叠州都督，还有杜侯二人。魏征因生前举荐过杜侯二人,太宗怀疑魏征结党营私,也被牵涉进去，如果不是魏征死在此案之前，恐怕魏征的头颅早已落地。时势不可逆转，就是不砸魏征的墓碑，也还是有其他方式的。

这次政治风云,不仅改变了那些出身于普通地主的政治命运,在某些层面上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唐太宗毁魏征墓碑,多少也受到了这次政治风波的影响。历史上无非政治迫害是最能杀死人的,政治斗争也是最能压死人的,谁踏入这个圈子,都会带些污点出来的,严重还会丢了性命。

二 唐太宗作为封建统治者,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那么他就不能不受作为封建帝王的阶级性和局限性的支配。

首先,唐太宗作为封建统治的代表,要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要维护李唐基业,坚决反对谋反叛乱,无可厚非。但唐太宗没有冷静分析,便处置魏征,就是太宗的不对。唐太宗是非常能够汲取隋亡教训的，如隋朝大将杨玄感谋反叛乱，炀帝杀. 这种事发生在他身上，他能不大动肝火吗？虽不忍心，但封建帝王要维护他的统治呀？儿子谋反也不行！因为唐太宗是深有体会的，他要制止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再次发生。唐太宗要把魏征牵涉进来，无非是利用魏征地位来警戒大臣们，魏征就成了陪藏品了吗？魏征举存的二个人，是杜正伦和候君集，这二人也不是没有才能，任中书侍郎兼太子左庶子的杜正伦，太宗要他随时报告太子李承乾的言行，承乾亲呢群小，正伦多次劝谏，可承乾全不接受，正伦无奈，想吓一下承乾，便把太宗要他报告太子言行的原话对承乾讲了，承乾则反告正伦泄露禁中语，正伦因此获罪，这等小事，也算是罪吗，就这事，怎能将魏征扯上呢?候君集本就是世民旧臣，还是玄武门功臣，打了胜仗，因贪财私取宝物而获罪下狱，心怀不满这才为臣不忠的，这人是会变的，魏征那能保证他推荐的人一生都不出问题，这样连坐，以后还有谁敢推荐人才呢？再说了，大凡结党的目地是为了谋私，魏征谋的是那门子的私，作为一个任职多年的盛世宰相，家中连个能会客的正堂屋也没有，只有几间小偏房。可是这些唐太宗想过了没有呢? 但在当时，秉性刚烈的太宗还是在盛怒之下硬是掀了魏征墓碑。

第二,唐太宗出身于显贵的关陇军事贵族统治集团,有着浓厚的门阀观念。当魏征推荐出自山东之盛门的杜正伦和出身与关陇集团的侯君集为相，等于朝廷上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魏征则身为枢纽。如果从国家发展来看，魏征的举荐是有益于国家的，杜正伦侯君集都有才能，特别是侯君集，此人立功颇多但官位低，常有不满，魏征此举，就恰恰用对了侯君集。要从唐太宗这方面说，就不行了。唐太宗主定的《氏族志》就是在明显得抑制山东士族；魏征举荐侯君集之前，已有大将李靖和江夏王李道宗对唐太宗说过侯君集会谋反。李靖和江夏王李道宗,都是唐太宗的心腹,像他这样门阀观念浓厚的人,心里肯定是有疙瘩的。

在贞观后期, 唐太宗专门倚信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军事贵族，这一派对唐太宗是曲相谀悦.与“以谏诤为己任”的魏征相比,可是差得太远了。但此时唐太宗已不是当初的那个“克己励精、容纳谏诤、任人唯贤”的唐太宗了 。或者说是大不如以前了。但是封建帝王,都大多不过如此罢了。

三魏征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封建纲常伦理下,是以封建帝王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魏征身为臣子,乱了伦理,犯了大忌。

魏征得势受宠后，竟忘了自己与李世民曾是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关系。他曾为李建成献出了及早动手除掉李世民的毒计若干条。李世民玄武门杀掉李建成后，马上就把魏征喊来痛骂：“尔阋吾兄弟，奈何？”魏征则从容说道：“太子蚤从征言，不死今日之祸.”面对欲置自己于死地且又死不悔改的魏征，李世民居然以政治家的风度和韬略“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可惜的是，随着魏征的日益得势受宠，他忘记了自己与李世民之间并非好友、战友和有着正常感情基础的君臣关系，而是曾经都想置对方于死地的政敌。魏征敢于面折廷争，有时弄得太宗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使唐太宗身上那种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神圣尊严”受到侮辱，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魏征经常这样不懂得变通得去搞，唐太宗对他的反感也不是没有的，毕竟太宗的宽容是有限的，而魏征的犯颜是无限的。正如: 诸臣之敢谏实由帝之能受谏也。尽管魏征的许多君臣理论和治国见解都是高明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始终不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但魏征的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正因为他的这种品质,为大唐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是不能否认的。可是魏征也摆脱不了封建的束缚,只能随着历史的真正面目,起起落落。

魏征越位荐相犯了唐太宗心之大忌。史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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