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干进求仕”，实践儒家的“入世”精神

儒士的政治信念就是“学而优则仕”。魏征自大业十二年(616年)参加农民起义军后，力求为自己所辅佐的“人主”建功立业。大业十三年(617年)末，魏征作为瓦岗农民起义军的文学参军掌记事，曾以“十策以干密”，李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在李密与王世充战于洛口之前，魏征又向长史郑颜献计“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却被郑当作“老生之常谈”加以拒绝。后来，魏征随李密归唐，却“久不见知”。但积极入世的魏征并未因此而气馁，他“自请安辑山东”，唐高祖李渊看到可以利用魏征在农民军中的影响力，给了他一个秘书丞的职位。魏征成功地为唐高祖劝降了驻兵在黎阳的李密旧部，但紧接着窦建德打败这部分人马，魏征被捕，被窦建德任命为起居舍人。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四月，窦建德被李世民所败，魏征再次归唐，被太子李建成引为“太子洗马”。魏征知道“秦王功盖天下”对太子建成的威胁，劝建成自请去山东立军功，后又“阴劝太子早为计”。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曾经责怪魏征离间其兄弟关系，魏征直言回答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魏征认为这次祸害可能是躲不过了。珍惜人才的李世民“素器之”，用魏征做他的詹事主薄，登上皇位后立刻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看到太宗“以国士”对待自己，即欲“以国士”报答李世民，便用宣示“信义”的和平方式，安抚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河北内心“自疑”的旧部。贞观以前，魏征的仕途可谓是曲折多艰。虽然魏征经历了许多苦难，但他再也没有回到道观中去。不管是以“十策干密”、为唐高祖“自请安辑山东”，还是“阴劝太子早为计”，都体现了魏征努力进取，积极为主谋事的儒家思想。可是，魏征辅导多个君主，似乎有随波逐流倾向。然而，魏征正是通过这种“变节”的方式，一方面来寻找理想中的“明君”，另一方面不断为百姓做好事。

2．“犯颜直谏”，实践儒士的“君子”气节

魏征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于世。虽然魏征曾对太宗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但实际上，魏征所作所为往往超出了唐太宗能够容忍的程度。贞观初年，朝廷想要把十八岁以上尚未成丁的中男“简点入军”，魏征“执奏以为不可”。唐太宗大怒，下达命令:“中男已上，虽未十八，身形壮大，亦取。”魏征拒绝签署政令。太宗把魏征召到宫中，满脸怒气地责怪他“过作如此固执”。魏征严肃地回答说:“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败，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己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且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岂为其少?但为礼遇失所，遂使人无斗心。若多点取人，还充杂使，其数虽众，终是无用。若精简壮健，遇之以礼，人百其勇，何必在多?”并趁机指出太宗所犯的“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的失信于民的错误。贞观十年(636年)，有人告诉太宗，说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对太宗喜欢的儿子越王李泰不很尊敬，“意在潜侍中魏征等，以激上怒”。果然，太宗“御齐政殿”，怒容满面地责骂朝官不该轻视他的儿子，声称:“我若纵之，岂不能跪公等”。房玄龄等大臣吓得直哆嗦。魏征则神色肃穆地说:“当今群臣，必无轻蔑越王者。然在礼，臣、子一例，《传》称‘王人虽微，列入诸侯之上。诸侯用之为公，即是公;用之为卿，即是卿。若不为公卿，即下士于诸侯也’，今三品以上，列为公卿，并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异。纵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辄加折辱?若国家纪纲废坏，臣所不知。以当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他还举出隋文帝宠爱诸王，纵容他们不讲礼节，“寻以罪黜”的例子，告诫太宗溺爱孩子实际上是谋害孩子。魏征屡次在唐太宗怒气冲天的时候，直言相撞，触犯龙鳞，在帝王专制的社会里，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魏征虽然继承了传统儒士的忠君思想，可是在仁政之道和君王专权发生冲突时，他坚持道义高于皇权的原则，敢于犯颜直谏，这与儒学“杀身以成仁”精神的内涵是一致的，表现出了他可贵的人格魅力。

3．“克己奉公”，实践儒士的爱国精神

魏征在《道观内柏树赋》中，借观中的柏树“涉青阳不增其华，历元英不减其翠”来表达自己为实现理想而保持本性的坚定信心。魏征在其政治实践中，确实做到了修身立德、勤政奉公。首先，魏征生活节俭。魏征家里刚开始没有正厅，他生病时，唐太宗知道了这件事，把准备建造小宫殿的材料送给魏征构造正厅。魏征虽做了宰相，但仍保持俭约的品质，坚持盖用粗布做的被子。直到魏征死去，唐太宗准备按一品大员为魏征举行葬礼，其妻裴氏辞让说:“征素俭约，今假一品礼，仪物褒大，非征志。”魏征这种俭约的生活作风，鲜明地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儒士精神。其次，魏征刚正不阿。《旧唐书》记载魏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正好利用魏征的这一优点，任命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从此，魏征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匡正了许多太宗不如人意的言行。如贞观二年(628年)，魏征谏止太宗南山打猎;贞观三年(629年)，魏征谏止太宗简点中男入军;贞观六年(632年)，魏征谏止太宗泰山封禅。贞观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年，魏征连续上疏对太宗时政进行批评和规劝。直到临终之前，他仍不忘进谏太宗“任善人则国安”。再次，魏征勤于公事，尽心尽职。贞观初年，魏征迁尚书右丞，与左丞戴胄一起处理尚书省“省务”。他们在缺乏助手的情况下，“并晓达吏方，质性平直，事应弹举，无所回避”，做到了“自然肃物，百司匪懈”。贞观七年 (633年)，魏征为侍中。本来，侍中一职属于门下省，是对中书省所拟定的政令进行研究和反驳。但当时尚书省积压了许多案件，唐太宗命令魏征去处理。魏征虽然对法律条文不是很熟悉，但他从大处入手，“以情处断，无不悦服”。最后，魏征知识渊博，勤于著史。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征担任唐廷秘书监，领导著作局和太史局，负责全国图书收藏、文献典籍修订及编纂国家历史的工作。此前，唐高祖李渊曾组织著名文臣封伦等人，分别修撰魏、陈、周、齐、隋等朝史书，但由于组织不善，结果竟无一部史书修成。魏征任秘书监一职后，革除修书流弊，亲自确定编纂原则，选拔才德兼备的人员，分工负责，由他总编定稿，数年之后，《梁书》、《陈书》、《周书》、《齐书》和《隋书》相继编成。这些史书成为我国古代史籍中较好的著作。魏征终于实现了其祖辈编撰史书的愿望。同时，魏征所编的史籍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为我国史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