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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认为，在唐太宗心目中，因魏征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是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唐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唐太宗大忌。魏征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李世民赋予魏征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候君集与唐太宗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还是个武将。唐太宗对这是不能容忍的。
还有就是,魏征泄秘宫事犯了唐太宗的龙颜。 魏征把自己给皇帝的建议书稿给当时记录历史的起居住官员褚遂良看，唐太宗疑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在十几年的御前生涯中，先后进谏二百多条,“事有必犯，知无不为”。魏征进谏的二百余条奏言，多被采纳并付实施，交给史官，是留给后世作政治经验的吧！唐太宗作为封建帝王的局限性,不能这样想的。如果魏征是想显示自己为唐朝繁盛所做的贡献的话,就是在和唐太宗对着干。治国的功劳,并不是一个人的。再这里,魏征就显得有些不明智了。帝王的心思是不能随便的揣测。
分析了这些,我们断不能认为是谁的错。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探究，我们要兼顾时代的背景和历史人物的阶级局限性，要正确看待历史人物的功与过。唐太宗和魏征为大唐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功绩是不能否认的,他们的品质仍是我们努力要学习的。但人没有十全十美的,我们不要刻意去追究这些,我们的目的是能够汲取一些历史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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