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3月，国民党军23万人重点进攻陕甘宁解放区时，指挥仅2万余人的部队同敌军作战。在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采用“蘑菇战术”，使敌军东奔西突，屡屡扑空，陷于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的困境中，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一个半月内，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同年8月指挥沙家店战役又歼敌两个旅，挫败国民党军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作战。1948年春，率部在宜川瓦子街以围城打援战法歼灭敌军5个旅，并于4月22日收复延安，从根本上扭转了西北战局。1949年指挥第一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18、19兵团，运用军事进攻与和平谈判相结合的方式，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西北5省。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1950年10月，在中共中央讨论形势与决策的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关于派兵抗美援朝的主张。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志愿军25万余人跨过鸭绿江，在技术装备处于劣势、后勤供应极其困难、异国作战、地形生疏等不利的情况下，与朝鲜人民军协同配合，迎战高度现代化和拥有制空权的、以美国为首由16个国家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及南朝鲜（韩国）军队。战争初期，乘敌分兵冒进，恃强骄傲，指挥志愿军以近战、夜战、迂回穿插断敌后路的打法，在第一次战役中歼敌1.5万余人，初步稳住了战局；第二次战役中乘敌尚不了解志愿军的兵力和意图，先指挥所部后退示弱，诱敌深入，然后猛烈反击，迂回敌后，断其退路，歼敌3.6万人，收复北纬38°线以北大部地区。在第三、第四次战役中，指挥部队前进到37°线附近地区后，及时觉察敌人企图，果断停止追击；在敌全线反扑时予敌重创，而后转入运动防御。在第五次战役中，指挥志愿军并在朝鲜人民军配合下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军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计划，把战线稳定在38°线附近地区，迫使敌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1951年6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适时提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指导原则，采取以阵地战为主的作战形式，指示部队利用山地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依托阵地，轮番作战，采取一次歼敌一小部分“零敲牛皮糖”的战法，积小胜为大胜，以配合停战谈判的斗争。并集中群众智慧，及时推广“马蹄形隧道”，在250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的重点地区筑成坑道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推广狙击杀敌（冷枪冷炮）活动；推广小分队夜袭奇袭“快打快撤抓一把”的打法；推广诱敌离开工事后集中炮火予以杀伤“引肉上砧”的战术等多种创造。在此期间，指挥志愿军以顽强防守与适时进行反突击相结合的战法，粉碎了敌人多次局部进攻，大量歼灭了敌有生力量，使战线逐渐南移。与此同时，还挫败了敌以切断中朝方面运输补给为目的的“绞杀战”和以制造疫区为目的的细菌战。1952年4月，因病从朝鲜回国就医，愈后被留在中央，一面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一面兼顾志愿军作战。为了促进停战的早日实现，自1953年7月13日起，建议举行并指挥了金城战役，以6个军对南朝鲜军坚固阵地进行突击，歼敌5万余人，造成停战后的有利态势。7月27日，终于促使停战谈判达成协议。在朝鲜作战期间，教育部队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遵守朝鲜的政策法令，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53年12月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根据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的要求，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并明确规定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以及军政训练的指导思想，提出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制等。从1954年9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与军委其他领导人密切合作，领导实行军队组织机构和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技术兵种建设，举办各类军事院校，建立军事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服役条例等，使人民解放军在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从单一兵种到现代化、正规化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性转变，使全部军事工作从战时状态转入平时建设轨道。为了建设巩固的国防和准备解放台湾，他亲自勘察地形，根据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国防筑城施工，到1959年初步完成沿海第一线的国防工事构筑计划和作战准备。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于1958年“大跃进”以后“左”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未被采纳，反被认为是“向党进攻”，被错误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随后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反党集团”的首要人物，免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停止一切实际工作。1962年6月，再次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信，反驳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坚持真理，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被认为是企图“翻案”，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被剥夺了党员的权利。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成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仍顾全大局，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严重的迫害。他坚贞不屈，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含冤病逝。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81年出版有《彭德怀自述》，1988年出版有《彭德怀军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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