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孟郊死时“家徒壁立，得亲友助，始得归葬洛阳”。这里所指的亲友，无非是那帮诗友。即韩愈、李观、张籍他们张罗，郑余庆买棺营葬，还供养孟郊的妻子余年。

       四、孟郊“以诗证史”

　　浩浩荡荡唐代诗人里，孟郊的学问意识该是第一流的，对诗的研究与理解极为独到，直往深度里去，这一点，唐代的大家们都做不到。他扑下身子做诗，谋篇布局别开蹊径，用词造句力弃平庸，史家评价其《孟东野诗集》十卷“其中多镂心刻意之作”。

　　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政治恶疾的突发点，也是唐诗的拐弯处，国运的衰落，民生的疾苦逼迫诗人改变传统手法，这一迹象首先在杜甫身上映显出来，“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学史上写实的时代就这样到来了。孟郊觉得杜甫只是提出了问题，于是打出“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的主张，扛起复古主义大旗，这种险怪瘦硬的诗风，虽导源于杜甫，实大成于孟郊。

　　孟郊的贡献在于盛唐诗歌高峰之后，别开蹊径，把唐诗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地解放出来。这种新写实诗风中给晚唐诗人贾岛、陈陶、周朴、李溟、刘得仁、曹邺，宋代诗人梅尧臣、谢翱、无尽居士，王令、陈后山、林和靖等人以深刻的影响。然都不可能超越孟郊，孟郊时期有一位年轻的吴兴才子上了长安道，这个人叫沈亚之，两次落第后，牢骚满腹，杜牧说是“吴兴才人怨春风”。沈亚之曾下决心做个诗人，然一读到老乡孟郊的诗，尤其读了他的山水诗，如《峡哀》、《石淙》、《泛黄河》不写则已，写必为风云着色，替山水传神。发现诗已写完，沈亚之很聪明，调转枪口改写传奇小说去了。

　　孟郊在政治上实在称不得蹉跌，更谈不上惨败，不善用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进取之心只表现在诗内，不渴求为世所用，更不会去进表上书，锐身自荐。政治才识何等的欠缺，在对政治权势的依附中泯灭了自己，习惯于随俗俯仰，与世沉浮。于是不存在什么再找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之类的话题，只知道一个劲往诗途上奔，全不管下次转向与叉道，一个劲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全不问这才学是否对人家胃口。弄得苏东坡也很矛盾，“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诗。”

　　孟郊死后，关于他的评价问题走上歧途，孟郊开了山水诗险怪瘦硬的艺术风格，因为有韩愈这位大儒挡着，他便不能靠前，后人为了讨好韩愈，生拉硬扯地将孟郊诗风说成是韩愈的，是为可悲可哀,扬韩抑孟之风顿起。欧阳修说他仕途坎坷又拙于生计，于是生活困顿与窘迫，于是心态悲凉，诗也悲凉，于是心胸局促。宋人葛立方分析孟郊登第前后的首诗，说孟郊“非远器，不遂志。”话说得刻薄了。苏东坡因此说他“饮食起居，有戚戚之忧。”宋人眼里，孟郊纯粹一个悲凉落寞之人，照此个性气质，难成大气候。大家们的偏见，孟郊当然是苦定了，孟郊便被定格在“苦吟”里，狭隘孤僻等诸多贬词接踵而至，一代诗神湮灭了。

　　宋人对于孟郊的评价看来很成问题，倒是明人看出了孟郊诗的高处。明人钟惺的观点：“孟东野诗有孤峰峻壑之气，高则寒，深则寒，勿作贫寒一例看。”他关于寒江、寒天、寒地、寒境的诗作，设想之新奇，表达之透辟，可谓“出神入化，泣鬼移人”。孟郊诗风里那股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孤峰之气，用一个“寒”字解释，是到位的。朱熹由此说他“思量到人不到处”。孟郊的文字“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上仄碎日月，下掣狂猗涟”。“幽怪窟穴语，飞闻胯响流”，常人难以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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