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文章 万古流芳

综观骆宾王的一生，其前进道路，有着两条明显不同的发展轨迹。作为一位作家，他前进的道路较为顺畅。从七岁咏鹅，到齐鲁闲居写下的大量隐逸诗，再到从军路上写的边塞诗，回长安后创作的以《帝京篇》为代表的长篇歌行，一直到扬州起兵写下的《讨武氏檄文》。成就和声誉直线上升，一浪高似一浪。在唐初人才济济的文坛上，技压群芳，稳居盟主的地位，成为“初唐四杰”之一，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作为一个官吏，政治上却处处遭受挫折。先是求仕不果，继而罢官长安。在齐鲁过了十多年穷困生活之后，再度入朝，不久又被免职。接着从军边塞，羁留蜀中，待再回京师，做的仍是和十年前一样的九品小官。后来突然得以提升，成为御史台侍御史，但不到半年，就被诬下狱。最终愤而走向武装反抗，迅即又被狂飙所淹没，以致身死何处，都成了历史悬案。这条道路发展得很不顺利，不仅荆棘丛生，坎坷泥泞，而且四周潜伏着毒蛇猛兽，稍不留意，就有被吞噬的危险。但这两条道路，又是粘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交错前进的。其相互影响的关系，又往往成反比形式表现出来。即政治上下沉的时候，文学上就呈上升态势。如早年宦途不遂，隐居齐鲁，就创作出大量描写闲情逸致、诗朋游冶为主题的隐逸诗，掀起了一生创作的第一个浪峰，博得了很高的声誉。第二次仕途波折，从军边塞，功业无成，心情寥落，但这期间写的军旅诗，情真意切，开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河。返回长安之后，政治上不被重用，十年不调，仍旧沉沦下僚，但却写出了《帝京篇》、《畴昔篇》等著名歌行，不仅名动京城，而且把这种艺术形式推向新的高峰。入狱以后，更以满腔悲愤，创作了《在狱咏蝉》、《萤火赋》等名篇．既为自己抒志辩诬，也为文坛增光添采。扬州兵起，他以垂暮之身，杖策而从。虽兵败后逃亡荒野，最后客死他乡，不为人知，但他写下的那篇《讨武氏檄文》，却众口传诵，万古流唱，与王勃的《股王阁序》一道，成为中国骈文史上的双壁。这一沉一显的发展轨迹，表面上看来，好像相互背向，实际上却反映了骆宾王人品、文品和志行的高度统一。他以清正耿直之性气，怀经国安邦之抱负，力图政治上有所进取，但不为时用，并处处受到佞小的打击和排挤。有志难伸，于是郁积心头的不平之气，就通过诗文创作透发出来。郁积越深，喷发力越强，而喷发出来的又全是思想珠玑，自然为大众所喜爱。这就是每当骆宾王政治地位下沉，而文学声誉却愈显的原因。但人们对骆宾王的评价，往往把两者割裂开来。在骆宾王生活的当时，主流社会中一些政治上和他对立的人，鉴于他文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无法否定，就采取文才肯定、人品否定的办法予以诋毁。当时流传的一种说法，称“初唐四杰”文才有余而器识不足，属“浮躁浅露”之辈。还说他们恃才傲物。“为文轻薄”，所以“鲜克令终”，没有好下场。《旧唐书·骆宾王传》的作者，也称骆宾王“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大力加以贬低。扬州兵起，一篇讨武檄文，引起朝野强烈关注，它的艺术感染力振动千千万万人的心弦，自然博得满堂喝采声。但正统的史学家，仍称他“从逆”，为“贼党”。说他之所以“从逆”，是因为政治上“怏怏不得志”，屡遭罢官，坐赃下狱，因而铤而走险。骆宾王的文名，当时居“四杰”之冠，称“骆卢王杨”或“卢骆杨王四才子”。也是因为参加扬州起兵的原因，受政治因素的左右，最终成为“王杨卢骆”，殿居末座。总之，骆宾王由于文学上的成就，加上最后走上武装反抗武则天的道路，写下了那篇气贯长虹的讨武檄文，有生之年，一直受到多数人的赞颂。但主流派给他的评价，却是文学上肯定，政治上否定，褒贬不一。宋元以后，理学兴盛。武则天作为太宗的才人，居然做了高宗的皇后，而且使用各种手段，攫取权柄，最后终于改李唐为武周，自己做了皇帝。这种从“乱伦”而至“窃国篡位”的秽迹恶行，自然激起以理学为统治思想的主流社会的愤慨。武则天成了罪恶的化身，受到人们的唾骂。鉴于骆宾王在讨武檄文中对她品性的深刻揭露，人们在贬武的同时，对骆宾王的品德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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