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勋

   在中国，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骆宾王的，他的那首《鹅》一直被选入各类启蒙课本：“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传说该诗是他七岁时所作，是现在“神童”的鼻祖。但对于他其它的掌故，除一些专业人士，我想知之者并不多，充其量还知道他是“初唐四杰”之一，有点“泯然众人矣”的味道，至少我是如此的。
    上个月到南通出差，顺便游览长江边上的狼山，在山脚下的指示牌上赫然看见“骆宾王之墓”，我猛然一惊，忙问身边的南通朋友，朋友沉凝半晌，居然不知道骆宾王是谁，看来，对骆宾王的漠视非独我然。
    其时正是秋游时节，狼山上遍地游人，几有爆满之势，但骆宾王墓前却门可罗雀，倒是墓前的一片露天电动游戏机上坐满喧闹的孩子们，相形之下，骆宾王是如此的寂寞！
    从斑驳的碑文知道，骆宾王是浙江义乌人，历任陕西武功、长安两县主簿。主簿是什么职务，我不懂，估计是绿豆芝麻小官，诗人从政，大抵只能如此，没什么奇怪的。奇怪的是，骆宾王居然“秀才造反”，公元684年随徐敬业起兵广陵（即现在之扬州），也就在这时候，他写下著名的《讨武曌檄文》。“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不用说，最后的结局是失败二字，尔后他流落江浙一带，最后死于“邗之白水荡”（今南通启东县），后人将其墓移之狼山。《讨武曌檄文》我是看过的，铿锵激昂，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据说武则天看后都赞叹不已，说：“宰相安得失此人！”从南通回来，我又重新找出来读一次，也许因时境之不同吧，再也读不出那种“怒发冲冠”的感觉同样如此，还不如那首《鹅》来得那么亲切。
    我不知道骆宾王当时是怎样想的，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评价他的这段“从戎”史的，但我总感到有些可惜，他放着好好的诗人不做，干嘛搅政治这趟浑水呢？事成，你也捞不到什么好处，事败，你则只能“流逸江湖”，就算你把这当作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做，最后留在青史上的位置却抵不过一首七岁时写的诗，不能不说是诗人的悲哀。自古以来，中国的诗人都有参政的热情，从屈原到杜甫再到陆游，都自诩是济世之才，忧天怨地，满腔热血，但个个都碰得头破血流！骆宾王的悲剧，看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古中国诗人群的悲剧。
    墓前有一幅不知出自谁手的对联：“笔传青史一檄千秋著；碑掘黄泥五山片壤栖”。此联大有奉承骆宾王之意，下联不如改成：“笔传青史一诗千秋唱”，“诗”当然是指那首《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