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恁偎红翠”三句，紧承上文，意谓对着这些聪明美丽的烟花伴侣，应该尽情地享受美满风流的生活，以求达到平生的快意。这种境界，其他词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曲玉管》)“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古倾杯》)他是沉浸在“偎红翠”的生活之中了。词作至此，已极道“恣狂荡”的内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固然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然而联系柳永为举子时专为乐工新腔作辞(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自己亦善创调(《乐章集》中颇多自创新声)二事，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实不徒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们谱写新曲新词。换言之，即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他有一首《玉蝴蝶》词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绝好的印证。他不愿意把这种生活和“浮名”对换，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论调。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无怪乎仁宗读后要不高兴，把他黜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和下层人民结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作冯妇，再返旧垒，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这牵涉到思想意识根本改变的条件问题，在此不暇细述。总之，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

　　柳永在这首词中揭橥的人生道路一尽管他是走不到头的——在宋元时代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反响。随着城市繁荣和物质生活的提高，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日趋多样化。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和元代的大都，都是瓦舍林立，众伎纷呈的。演唱、说书、杂剧等群众艺术，亟需一些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参加，才能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满足欣赏者的要求。因此，文人和民间艺人的结合，就成为促进群众文艺发展的一条崭新的道路。柳永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较早的一位著名文人，是他，第一个在词中提出了“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样的话，直率地、*裸地鼓吹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分离，与娼优一类下层人民结合。继他之后，我们看到了不少的“书会才人”，在默默地走着他的这条道路，并且学着他的口吻，以“风流浪子”自夸。董解元的“秦楼楚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关汉卿的“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同柳永的思想意识都有一致之处。他们在民族压迫的政权底下，仕宦的道路被堵塞了，只好终身与娼优为伍，比之柳永又更进一步了。当然，这种偎红倚翠、浅斟低唱的生活，有其放荡的、颓废的一面．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一般词人的喜用比兴不同，柳永的词多用赋体，即直陈其事，无所假托，这首词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全词结构分明；从落第说到今后的态度、想法，直露地、酣畅淋漓地表达出自己要过“偎红翠”、“浅斟低唱”的生活，对功名表现出冷淡的、狂傲的态度。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铺排有序，回环呼应，条理清晰。所用语言也通俗浅显，符合元明曲家“本色”的语言审美要求。柳永被后世称为“曲祖”(见李渔《多丽·春风吊柳七》词)，同这类词是有关的。 （洪柏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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