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新加坡英文报纸TO D A Y前总编辑PNBalji就发现，即将来临的选举不同以往。在他任嘉宾主持人的电视辩论中，他发现应邀参加的反对党成员比执政党多，参加的人都直言不讳，节目组也承诺他们的观点不会被剪辑——— 这在以前都无法想象。

新加坡选举有严谨法律规范，来保证程序的公平。政党的选举经费花在每个选民身上不能超过3.5新元(不到20元人民币)，这就导致了选举一切从简，直接的买票贿选难以做到，政党也买不起昂贵的传统媒体广告。竞选群众大会地点由警方公布，只在固定时间开放，由各政党排队申请。

“以往，执政党的演讲现场人很少，反对党的现场人山人海，但你在报纸和电视上看不出来。”一位当地媒体人告诉南都记者。然而，2006年大选，一张工人党群众大会的照片在网络上成为焦点——— 人数超过10万人。从此，网络上发烧的议题，平面媒体和电视无法忽视。

“淡马锡评论”和“网络公民”等争论网站成为一些人的“主流媒体”。《星球大战》影片也被网民修改成催票广告：“5月7号，给权力以制衡。”而“网络公民”推出了五款T恤衫，上书“更便宜、更好、更快的政府”。陈佩玲从网络上得到的是冷嘲热讽，而24岁的国民团结党候选人佘雪玲，则成为政治人物里FA CEBO O K粉丝最多的人，超越了李光耀。

跟对传统媒体较严格的管理不同，新加坡政府对网络实行“轻轻触碰”的政策。批评政府和执政党的网站不会被屏蔽。国会还修法让网络成为合法选战体系的一部分——— 尽管对执政党不利。

传统媒体也在改变，反对党政治明星出现在整版报纸专访中。

《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吴元华认为，这次选举最明显的改变，是“恐惧感的消失”。当年，林瑞莲出来参加反对党，接受采访表示“作好了坐牢准备”；一直实行抗议式路线的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也一再遭遇入狱并破产，失去竞选资格。

这一次，以往落魄的反对党突然获得了庞大的人力资源。国务资政吴作栋以前的首席私人秘书陈如斯，加入了民主党；和他一起组队的还有退休上校军医洪永元以及两位博士，推出了产业改造和影子医疗保障计划。其他反对党有军人、“政府奖学金得主团队”，甚至前人民行动党地区青年团主席。以往，这些身份只出现在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履历中。甚至国务资政吴作栋也表示，行动党如输掉了一些议席，新加坡人也不会输，因为“对方都是有能力的人”。

在提名日，就注定了执政党这次选战不好打。史上第一次，除了李光耀率军出战的集选区无人挑战直接当选外，6个反对党联手挑战其他所有选区。

国父与年轻人

面对反对党的若干劲旅，执政党的反击是，他们没有能力照顾选民。尽管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会接管选区市政理事会(类似物业管理公司)的资源，但执政党拥有的资源，反对党无法望其项背。组屋翻新计划，一直是人民行动党选举政治承诺的重要部分。而支持执政党可以获得更多的照顾，一向是行动党对外宣称的原则。4月12日，总理李显龙在电视座谈上表示：“虽然每个新加坡人都享有全国性的组屋、交通和教育方面的照顾，但那些支持政府的人民须有优先权。”

于是，不难理解，李光耀会对媒体发话，人民行动党失去一个集选区不算什么，阿裕尼的选民如果投票支持反对党，倒是要为自己的选择而有5年“要度过和忏悔”。

这引起强烈社会反弹。一位博客人在自己的网页上把他的话修改为：“如果我投票支持行动党，我将有一辈子要度过和忏悔。”

给大选增加压力和看点的，是这些强烈表达意见的年轻选民。这次大选，21岁到44岁选民占近半，他们教育水平较一代人明显改善，大专以上程度只占73.3%。

2006年的选后调查表明，21到41岁选民，55%支持执政党，45%支持反对党；而50岁以上选民则64%支持执政党。年轻人不容易被现实利益打动。对于李光耀的言辞，与共和国同龄的陈女士告诉记者：“每次选举行动党都说(组屋翻新社区改善)这一套，但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能用物质衡量的，对吗？”出于类似原因，杨荣文团队的“炒粿条”民生综合配套计划，很少得到关注。

K evin不认为行动党执政成绩差，“他们(人民行动党政府)是负责任的父亲，但过于严厉。总是自认为是精英，比你更懂得你的利益在哪，他们为你决定、照顾你。当你天真不懂事，你需要父亲为你做决定；但是你成人了，你自然需要他尊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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