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下旬，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并改名为余慧琳和彭为工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踏上了她们早已向往的去往延安的征程。可是当他们12月初到达西安的时候，一位四川地方军少校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原来她父亲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
余慧琳知道回去就是嫁人，为了摆脱此人的纠缠，她改名为黎琳。后来，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她终于在1938年2月3日到达延安！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黎琳兴奋不已，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
在给家人及同学的信中，黎琳这样写道：“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最方便的写字桌。”“我们除了学习，还参加劳动。对劳动最初不习惯，现在也能背八十斤，走几十里山路了！”
黎琳当时才十七岁，就已经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因为军阀家庭出身的拖累，在经受了党组织半年的考察后，1938年10月26日，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黎琳在延安文联秘书工作期间，与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李清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不久两人就结婚了。
然而，就在两人新婚仅仅两个月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决定派黎琳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赴四川开展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对于当天的分别，现在居住在北京已经90高龄的李清仍然记得很清楚：“那天，虽然天气很冷，但她的心却是热的，充满了战士出征前的豪情！我们互相鼓励，今后虽然天各一方，但一定要忠于党，奋发地为人民工作。当时，我们并没有分别的痛苦，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两人的诀别！”
那么，被党组织派往四川的黎琳到底要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呢？她又会经历什么样的挫折和磨难呢？
当时，中共南方局给黎琳规定了三项重要任务：一、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让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将原名黎琳改为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她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里。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并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张露萍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无所事事，喜欢吃喝玩乐的富家女子，那么演好这个身份就需要下一番工夫了。南方局军事组还亲自对其发式、服饰等予以精心设计，使她尽量适合当地环境，看上去就像一个时尚摩登的年轻女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露萍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张露萍知道这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对自己的一次严峻考验，她决心要机智、勇敢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光荣任务。同时，她内心也产生了一些顾虑。为了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换姓，公开地和军统特务住在一起，还要以军统特务家属身份出现，这要让延安的同志知道了，岂不怀疑自己背叛组织、投敌变节吗？尤其是让自己的新婚丈夫知道了，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呢？
张露萍的顾虑不无道理，事实也证明，她的顾虑日后全都变成了现实。
很快，有关张露萍到重庆后“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特务人员纠缠在一起”的说法传回了延安，当然也传到了她的丈夫李清的耳朵里。
李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会有怎样的想法呢？李清回忆说：“她走后大约半年多，抗大一位去重庆治病的女同学回到延安，说她在重庆亲眼看到黎琳穿着布拉吉衣裙，挎着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胳膊行走在大街上。我的另一位同学还专门来找我，劝我别再傻等她了。但是，我根本不相信她是那样的人。”
但是“黎琳叛变”的消息还是在延安不胫而走。也正是由于这份特殊的工作任务，使得张露萍日后一步步地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由于张露萍工作的特殊性，除了重庆的人以外，她不能跟任何人有联系，包括跟自己的丈夫李清。那她是通过什么方式给远在延安的丈夫传递自己的消息的呢？就是通过水果糖。从她离开延安到传出她判决这段时间里，张露萍曾托人给李清带回去两包丈夫最爱吃的水果糖。虽然包裹里不能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但丝丝入口的清甜，让李清一直坚定的相信自己的妻子绝不是别人口中的叛徒。但他并不知道年仅18岁的张露萍与此同时正凭着对党的一片赤诚，潜身虎穴，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着艰巨而秘密的情报大战。
通过张露萍和战友们在重庆的工作，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呼号、波长、图表、电台分布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被张露萍一一送到了南方局。更为大胆的是，张露萍直接领导的秘密党员冯传庆，还常根据她的安排利用电台值班空隙，巧妙地向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直接发出密电。
正是由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小组发回的重要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中央就是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由戴笠亲自派遣的潜入延安的特务小组。
一天午夜时分，一个黑影急匆匆地用电码“滴答、答滴滴、答滴答滴”，敲开了张露萍的房门，来的人是冯传庆。他气喘吁吁地闪进屋，从身上掏出一份电报，异常兴奋地说：“这是戴笠发给胡宗南的一封绝密电报，我猜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冯传庆是一位破译疑难电报的行家里手，一般电报根本不在话下。但这次，尽管冯传庆、张蔚林、张露萍三人翻看了一本又一本的密电译本，还是一筹莫展。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忽然，冯传庆拍着脑袋恍然大悟：“这一定是戴笠和胡宗南之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
终于，一遍遍地加减试验后，三人最终译出了电文。而此时，天已破晓。
张露萍他们连夜翻译出来的那份重要电报的内容就是：派遣一个潜伏小组，携带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混入陕甘宁边区。署名是戴笠。
这封情报是戴笠亲自发出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可是没想到还是被我们的人截获了。同样南方局也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安全地转移了已经暴露的重庆地下党。
张露萍得到情报，国民党想趁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开会的时候将他们一网打尽。但由于时间紧迫，张露萍根本无法让别人去通知，她当机立断，当天晚上自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的南方局军事组，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正是由于张露萍及时传递的情报，才使国民党把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1940年春天，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展到了顶峰。在前方，蒋介石“五虎上将”之一的胡宗南已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5个县和边境的16个区；阎锡山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发动十二月事变，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策划消灭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和牺盟会；在华北的石友三、朱怀冰等部队，更是把枪口对准了太行山的八路军。在后方，国民党钳制舆论，特务横行，开动一切的宣传机器，发动“反共”的政治攻势，并秘密逮捕了一些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
尽管如此，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室等都有了地下党，国民党的秘密消息怎能不走漏呢？
面对一连串的“泄密”，戴笠开始怀疑：“难道军统内部，真的有人资敌通敌？”想到此处，他不由倒吸一口凉气。他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发报机上真空管的作用是将收到的电波微细信号扩大，便于情报人员研究翻译。谁能够想到，就是因为一只小小的真空管，直接导致了张露萍及其所领导的“军统电台地下党小组”的全军覆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0年4月，张露萍经组织批准回蓉探亲。当时，张蔚林在机房值班，碰巧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
随后张蔚林擅自逃离禁闭室，直奔周公馆汇报情况。南方局组织上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只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张蔚林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
然而，与此同时，戴笠听说张蔚林逃跑后，已经产生了警觉，立刻派人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及密码的记录本、一本张露萍的笔记和一张七人地下党小组的名单。等到张蔚林跑回来时，立即被捕。那么小组中其他几人的命运又将怎样呢？
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身份泄露后，迅速地翻墙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周公馆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当即决定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然而，冯传庆刚刚渡江以后，还是不幸被埋伏的特务所抓获。
就在南方局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的前一刻，张露萍先接到了戴笠以张蔚林名义给她发的“兄病重，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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