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这多少体现了我们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嘴杂,莫衷一是。
最近,财政部出台了专门文件,进一步规范会议和接待工作。这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却招致非议。在有些人眼里,适当提高差旅费、会议费标准,建立定点接待制度,表面看是向奢靡浪费之风开刀,实际上无非是一种孩子般的撒气行为,是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弄不好还会对已经相当严重的楼堂馆所里滋生的腐败再洞开一扇大门,使多年来治理整顿楼堂馆所的努力付之东流,再次出现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按着葫芦瓢出来的尴尬局面。
不过,这种担忧并非多余,有违初衷和期待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历史上的前车之鉴实在太多了。
其实,外出的公干人员,谁也不可能背着锅灶上路,负笈千里,自炊自食。象这样的公务接待,古今中外概莫例外,靠一味地去禁止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即使稍加制止,也会招惹众怒,得不偿失。
在我国,官费接待的传统由来已久。明朝的时候,官府就建立了驿传制度,设置了遍布全国的驿递机构,承担定点招待的任务,行使着与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内部宾馆、招待所、定点饭店等各级各部门的楼堂馆所颇为象似的职能,具体办理官员外出时的公务接待。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各地的接待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楼堂馆所的公务接待规模急剧扩大,官员们乘机浑水摸鱼,损公肥私,大吃大喝,挥霍无度,巧取豪夺,出现了严重失控的混乱局面,老百姓的负担异常沉重,成为当时一害。
“举世皆醉惟我独醒,举世皆浊惟我独清”。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一向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爱民如子,嫉恶如仇的
海瑞,不顾现实的险恶,抱持着铁肩担道义的情怀,满怀不战胜邪恶决不收兵豪情壮志,粉墨登场,开始了独出风头的艰难历程。就显现在财政部出台专项政策一样,自认为切中要害,正逢其时。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
海瑞正在福建南平当教谕-------这个近似于现代社会的县教育局局长兼官校校长的小官,所承担的职责与公务接待并无关系。但对那些往来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里横吃海喝,差夫用马,巨额负担逼得百姓投河上吊的情形,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怒斥地方官是在为媚上而杀人。但人微言轻,他的呼吁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三年后,
海瑞出任浙江淳安知县,自此从政几十年,官阶越来越高。在施展政治抱负的同时,他通过采取了削减民负、建章立制、严惩不轨、拒绝摊派、 谏劝警示等一系列措施,整肃纲纪,整顿楼堂馆所,规范公务接待,尽最大努力减轻地方和百姓的负担,成为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一代廉吏,成就了他的一世英名。
担任知县之初,
海瑞就把体恤民力、休养生息作为施政的第一要务。他顶住压力,大幅度削减各项用度,把以前每丁出银少则三两,多则四两,统一规定为二钱五分。淳安3700个丁额,每年征银不过925两,只相当于过去12950两的十四分之一,群众负担迅速降低93%。
海瑞还深知,完全禁绝官府招待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和规范,制度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海瑞打破常规,按照确保客人吃饱吃好的标准,制定了严格的章程。把接待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交通费由原来的二三十两银子,降为不得超过六钱;如果是正省级高官,则由三四百两银子,降为八钱左右,只不过是在一般官员接待标准的基础上,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和少量素菜。如果按时下市场上一斤大米一元的售价进行换算,调整前,两者的花销分别是大约六七千元和将近十万元人民币,调整后,分别降为约150元和不超过200元,只相当于原来的五十分之一和五百分之一,砍得只剩下了一个零头。力度之大,令人瞠目。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海瑞不惜撕破情面,向特权开刀。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一位大区最高军政长官的公子,载着各地官员孝敬的数千两银子来到了淳安。按照县政府的规定,官员的家属根本就没有享受公款接待的资格,但负责此项工作的招待所长,面对颇有来头的公子,哪有胆量拒绝服务?只好按照150元的一般官员的标准接待了他。这位公子哥儿,一路上风光无限,趾高气扬,到处都是达官贵人的高接远送,豪奢宴请。来到淳安小县,却遇到了空前的冷遇和慢待,
海瑞这个七品芝麻官不但不迎送不宴请,还用这种打发要饭的方式应付差事儿,叫一向心高气盛,惟我独尊的阔少怎能咽下这口窝囊气,立时怒从心中来,恶向胆边生,不由分说,就把招待所长捆绑起来,倒挂在树上,极尽羞辱、折磨之能事。
闻听此情,
海瑞大怒。立即下令将这个小霸王就地关押,悉数没收所携受贿银两充公国库,并将计就计,采用以其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方法,上书总督,毫不客气地指出:你曾经多次教导我们,严禁大操大办大吃大喝,现在却有人冒充你的公子顶风违纪,招摇撞骗,为害一方。我们已将这个恶棍捉拿归案,恳请总督明确指示,我们该如何处置,搞得总督羞愤不已,有口难言。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海瑞的直接领导、严州知府为缓解辖内建德县驿传负担过重的压力,作出专门批示,要求淳安帮助分担一部分费用。接此指示后,
海瑞非但拒不领命,还对邻县的政务指手
画脚,质问上司:淳安能把用度削减下来,建德为什么不能减?海瑞还毫不留情,把严州府超出明文标准的摊派顶了回去,知府拒收其解送的银两,并用“顺天者存,逆天者亡”的古训劝教他让步,迂腐的
海瑞竟然未做一点缓和的姿态,依然将打回来的银子再次解送到府,不肯增加一丝一毫。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三月,地位近似现在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兼监察部部长和财政部副部长的都御使总理盐政领衔南巡,将要经停淳安。一路上,官员们都是竭尽全力,倾其所有,巴结讨好地方很少见到的这等中央首长,到处大摆宴席,极尽山珍海味,美食佳酿,每席价值都在三四百两银子(约合10万元人民币)之上,供帐之华丽,连尿壶都是银制的。听到这个消息的
海瑞,不是象其他地方官员一样,及早策划,挤挪款项,制定接待标准,勾列菜品。而是急忙向首长禀报说,你在出巡前向各地发出的通知中一再强调:自己素性简朴,不喜承迎,饮食供帐,宜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糜费里甲。但我们得到的消息却完全相反,府县都怕因招待不周而得罪你,不得不极尽所能,大操大办,既搞得老百姓苦不堪言,也严重损害了你的形象,我怕你因不了解这种情况而后悔莫及,特意致信予以汇报。首长接到信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立即改变了巡游路线,临时决定绕开淳安继续前行。
海瑞满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弘扬了社会正气。他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不懈努力,本应赢得满堂喝彩。实际上,事情的发展往往有违当事者的期待,带给海瑞的当然是无数的讶异和责难。海瑞的“廉政风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给治下带来了一股股清新之风。但在专制体制下,海瑞的这种做法未免有点不合适宜,甚至有些荒诞不经。它的成效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不可能在一个社会大背景普遍奢靡成风的情况下全面推行,遍地开花。实际上,执行这些制度,触动的是一个阶层的既得利益,未免会众怒难犯,就是在处理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付出惨重的代价,孤军奋战的
海瑞也曾因此引火烧身,搞得狼狈不堪。
在海瑞看来,他对上级首长的这次提醒,绝对是善意的,不料却使首长改行他途,使严州府县两级的大小官员们失去了一次近距离接触领导,阿谀逢迎,巴结讨好,谋求升迁的良机。事情虽然过去了,海瑞却没有走出倒霉的关口。当严州知府知道了首长突然改变去向的原委,极为恐慌和愤怒,责骂海瑞“官不大,胆不小”,不知天高地厚。后来,这位首长的一位部下,实在看不惯海瑞的做法,决定替领导出这口恶气,便找茬参了海瑞一本。按照当时的常规,被御使检举揭发的官员要立即避位待罪,暂停工作,临时下台,并且很有可能就此失去这份差使。面对这种窘局,要不是
海瑞厚着脸皮拒不让位,硬撑着勉强度过了这场仕途危机,不知道事情要发展到多么糟糕的地步。
事情到此似乎并没有结束,多少有些刚愎自用的海瑞,并没有从挫折和教训中变得聪明起来 ,依然恪守着自己的原则,我行我素,总是对领导缺乏热情。嘉靖四十年(1561年),49岁的海瑞已经到了任满升迁的关键时刻,一向政绩卓著,深得民心的他,按理说不应该有什么悬念。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因为迎送不远,供应不丰,不听吩咐,得罪了御使袁淳。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袁御使对海瑞给出了“倨傲不恭,不守安分”的结论性评价,提拔重用的考察不予通过,本来已经内定升任嘉兴府通判,官阶从正七品升为正六品,经袁御使这么一折腾,竹篮打水一场空,一切都成了黄梁美梦,
海瑞被平调到了穷乡僻壤的江西兴国,继续当知县。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终于有了出头之日,出任江苏省一把手,他长出一口气,感到自己有了施展报负、反腐倡廉的足够空间了。于是,他发布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禁令,狠刹奢靡之风,甚至不惜动用刑具,亲自审讯了一位来自建设部违规使用驿传介绍信、骗吃骗喝的低级官员,逼他交代介绍信的来历。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左倾作法,立即招致了官僚集团一窝蜂般的发难,引起纷纷抱怨和广泛议论,成了众矢之的。面对巨大的压力,无奈的海瑞不得不向内阁诸公写信诉苦求援。不过一年,
海瑞就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了。
海瑞,这个一向爱较真的固执老人,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些幼稚和冲动,面对根深蒂固的社会丑恶现象,不同流俗,不自量力,一意孤行,即使头撞南墙,也不惜鼻青脸肿,鱼死网破。为了践行自己的主张,一生甘于清贫,决不同流合污,即使官至巡抚,仍然以身作则,只接受一般官员150元人民币的接待标准,就连那些来自中央的德高望重的部长级离退休老干部到了他的辖区,也不会突破200元的标准。但无论是他的洁身自好,率先垂范,还是他的厉行节俭,匡正流弊,最终都没有能够从整体上改变整个官场以专门接待作掩饰,行腐化奢靡之实的局面,并且愈演愈烈。到了明朝后期,崇祯皇帝多次下令整顿楼堂馆所都不见成效,于是,他釜底抽薪,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一次性砍掉了三分之一的驿传,没有了驿传,没有了楼堂馆所,看那些官员们到那里去敲骨吸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