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371户，46505口，平均每户4口，而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相对简单，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员的家口庞大可想而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30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说到，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人耸听的，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县令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的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是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这就是说，一位七品县令，如果他是汉族的，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但是，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咸丰、同治时期人福格在其所著《听雨丛谈》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那么，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来执行，一个县令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事实上，恐怕许多县令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曾任山东新泰县令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县令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县令是旗人(见乾隆《蒲台县志》，朱县令的事详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接近超标的限度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机奥：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是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