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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洪波非彼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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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殷红
在足球还给国人一点希望的时候，我知道国安队有个小眼睛球星高洪波。后来，机缘巧合，又碰上了另一个高洪波。
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次文学界活动中，《当代》杂志的汪兆骞兄向我介绍了时任《中国作家》副主编的儿童文学作家、诗人高洪波。90年代中期我到中国作协给《作家通讯》主编高伟送稿，正赶上时任创联部主任的高洪波在他办公室，高洪波顺口夸奖了我写的几篇文章。那时我在医疗卫生行业报当记者，白天为人道主义奋斗，晚上就做一枕黄粱文学梦。一个月后，我试探着给高洪波打电话询问可否推荐我到《文艺报》当记者，也好名正言顺地当当文学青年。他说：可以啊，总编郑伯农是我多年的老领导、老棋友。《文艺报》也是我的老单位，需要能干的记者。十分钟后高洪波回电让我带上已发表的作品到报社找老郑。我工作两个月后报社通知：试用期半年。我那时年轻气盛、自以为是，立马气急败坏，打电话给已升任书记处书记的高洪波说，《文艺报》的试用期制度是从我开始定的吗？凭什么就我试用？原本以为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洪波书记会支持我。没想他却说，你这点儿自信都没有，试用半年你会不合格吗？洪波书记在电话那端肯定是板着脸，因为那声音让我心里“瓦凉、瓦凉”的。
从那以后，直至我调入《文艺报》很长时间，凡遇开会啥的我都尽量躲开他，决不主动和他打招呼。什么人哪，没远没近的。只可惜我的斤斤计较高洪波浑然不觉，但凡我躲闪不开遇见他，他还会大张旗鼓地对众人说，胡殷红是我举荐到《文艺报》的，她还欠我一顿饭呢。时间长了，我总不能知恩不报吧，几次表示要请客吃饭，而他从来不咸不淡地推脱。高洪波兼着《诗刊》主编那阵子，常在文联大楼中碰面，有一次我到还没“扶正”的叶延滨办公室谈事。12点整，高洪波拉开门问叶延滨：中午一起吃饭吧？我张开嘴还没说出“我请客”三个字，高洪波转身就走：那我不吃了，回机关打球去啦。亏得当时我没戴帽子，否则我的“怒发”会将“冠”冲到房顶上。叶延滨哈哈大笑，似乎是在嘲讽我这个现代“杨白劳”被“黄世仁”给拒绝了。为此，我恼羞成怒，决定一辈子当“杨白劳”了。高洪波可像没事人似的，见面还总是说我欠他一顿饭。
还有一次高洪波推荐给我一篇散文，让我看看是否合用。刊发后按“规矩”我想把样报送交他完事，好歹算是他的人情嘛。我打电话对高洪波说，文章登出来了，把报纸带给你吧。他说：你是编辑，当然你应该给作者寄。一分钟功夫电话挂了，我琢磨，他肯定又是冷着脸说话的。没多久，我“遭到”高洪波热情的表扬：作者说你编辑删改得比原来好，谢谢你。我心里说，什么人哪，忽冷忽热的。他咋就能把“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事总弄成了俺们很小气，领导很轻松呢。
文学界的少妇们常窃窃私语：我们家孩子的书里好多是高洪波写的童话和儿童诗。这个年纪的人，怎么还能写出孩子爱看的故事呢？我不敢背后议论领导，怕传话变了味，但我觉得，也就这份童心成全了他，使他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以简单取胜，再复杂的事他都给简单化了。能有这等本事的人，不是大智就是大愚。我当然相信他是前者。
“三讲”时他曾在自己的反思材料中，自称“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二流的散文家，三流的诗人，四流的评论家，五流的政治家”，他的谦虚曾被人认为不太谨慎，是骄傲自满，一度还引起哗然。但久而久之，人们从高洪波非但没有落后，反而“德艺双馨”不断进步的迹象里，看到了他的质朴、单纯和率真。
高洪波爱好广泛，喜欢收藏，热衷书法，酷爱乒乓球运动。在作协机关的乒乓球“冠军”彭加瑾退休前，他被称为“千年老二”，老彭同志退休后，高洪波逮机会也夺个冠。2005年，高洪波被派到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一年，与中国乒乓球队总教头蔡振华同学。他回机关“大肆吹嘘”如何每周接受蔡振华辅导。大伙儿红了眼地求他教教要领，高洪波沉吟片刻说，你们根本学不了，我们打球时旁边放一筐球，还有一张球台分九个点，自己琢磨吧。挺玄妙的。经过那一年的历练，球场上也确实看到高洪波的攻击力大大提高。不仅保持了良好的球风，而且心态特好，沉得住气；不仅能攻，而且能守。可奇怪的是，他回机关打的第一场球赛就连输两位年轻人。高洪波那叫“挫火”，不住地解释说，蔡振华把国家队叫到党校和我们比赛，那场我才输给王楠两个球，这回输他俩不应该啊。那两个小子没大没小地追着问他：那天王楠穿的肯定是高跟鞋吧？
近来我观“战事”，真就发现高洪波不在状态，每次败下来都掐着右手中指叫苦不迭，说是“开关指”腱鞘炎，疼痛难忍。我看出来了，除去手指疼痛外，他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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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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