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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敏走了。
他走的时候我因病住院，没能够去告别，但我知道子敏的性格，也知道他不会计较这些。以他一惯的随和、一惯的散淡，会微微一笑，柔声说道：“忙你的去吧。”子敏说这话时会无缘无故地脸红，无缘无故地羞涩，一口委婉低沉的豫西话，从喉底泻出，他仿佛生怕给别人添麻烦似的。一点儿也不像一个踏硝烟浴战火而来的老革命！
子敏却真的是一个老革命。他告诉过我，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曾击中过他的气管，这肯定是一颗乏力的流弹，否则我想子敏就不会有机会向我讲述他的战斗故事了。还有一次，记得是十年前（1998年），我被外联部委派率一个诗人代表团赴台湾出席海峡两岸诗歌研讨会，邀请人是台湾著名诗人文晓村。我知道文晓村先生的一点经历：志愿军战俘。所以曾一度感到别扭，不太想完成这个任务。子敏平静地告诉我，文晓村是他八路军时的战友，还是他的同学，这委实让我大惊！一位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另一位是远在台湾的诗人，命运同他们二人开这么大的玩笑！出于对子敏的信任，也出于好奇，我去了台湾，自然也结识了文晓村和他的一群热情朴实的诗友。后来晓村专门出版了一册回忆录，讲朝鲜战场上弹尽粮绝昏迷后被俘的情景——文晓村和杨子敏，通过有声和无声的诗意，传递给我对那个年代、那些命运以及个体生命或脆弱或坚强的信息，如今他们二人已在九泉之下相聚，豫西方言依旧，青春岁月不再，留给我的则是无尽唏嘘。
我是1997年11月兼任《诗刊》主编的，子敏身为老主编，给予我极大的支持。他反复跟我说：“洪波，你让我消失！”话虽这般讲，但我忘不了在鲁迅文学奖评奖时身为评委会主任的子敏，是怎样面对一些蛮横的指责而独自承担的。他苦笑且无奈的背后，是顾全大局的一种情怀，是对我及《诗刊》班子的一种呵护，他用并不宽厚的甚至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本该倾泻到我们头上的一些非议的冰雹，而这在子敏则是一惯的作派。他经历的风雨太多，他明白怎样冷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子敏是党性和人性兼具的好人！
我几乎是在进入中国作协的同时就认识了杨子敏，这应该是在三十年前。我们一起排队在食堂打饭，我记得他的《红石口》曾让我羡慕不止。“长篇小说，了不起。”我称赞道。子敏却不好意思起来，说是与人合写的，没啥！然后是拨乱反正的第四次“文代会”，之后子敏调任中宣部文艺局代局长，这期间我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出席过子敏召集的会议，发现他毫无变化。再以后，子敏又回到作协任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干了不到两年坚决要求去《诗刊》当主编，而且自子敏离任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领导职数一直保存至今，秘书长却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子敏结束了某种似是而非的工作状态，他重新回到自己衷心喜爱的文学事业里。补充一句，子敏的散文诗写得机敏灵动，水平一流；散文则朴素平实，文如其人。
子敏走了。在他病重时我曾去病房探视过一次，发现他依然消瘦得厉害，但精神状态很好。在子敏的叙述中，我知道他一直在写一个“大东西”，具体“大”到何种程度，我不知道。可我相信子敏的特殊经历，也相信他的才华、他的目标。从他“自愿消失”的这些年里（其实是不想给组织添麻烦），每有困难，我都下意识地想到子敏，想起他的清矍的微笑，关切而又诚挚的建议；想起他在三十年间为中国作协所做的一点一滴的工作。子敏无争，从不声色俱厉表达什么，但他让人敬重，他老让我想起大自然中一种动物，鸣于九皋声透四野的翩翩白鹤。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于是默祷道：子敏先生，走好！（文艺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