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死得其所
方的狱中书简都是濒死之论，他直接写到死的有三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死》、《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实事叙写。第二篇是一篇一万多字的“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革命者的死亡观，以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最为光明浩大，方也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壮语，坚信主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在狱中，“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方志敏，1999：139）问题只是如何死？选择革命实际上就选择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为之一：“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方志敏，1999：136）生之斗争召唤着死；从容就义也是一种革命行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赋予他们的生死以一种超越自然的意义。
但在监狱中，革命者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活着，但没不可能从事革命工作。“优待号”，午饭有三荤两素一汤，三个革命者吃得很香。这就有了疑问，革命者吃着敌人的饭，最终不免一死，这算怎么回事？“同志！我们在这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好像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方找不到死刑犯吃饭的意义。另两位难友的回答分别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方志敏，1999：138）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这是自然式的回答，活着就要吃饭，操那么多心干啥？
“不要讲死了就不吃”──这是常识性的回答。确实，即使不是死刑犯，每个人也都会有死的一天，他们不每天都在吃饭吗？吃饭与死无关。有一次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苏联人口的新闻，三个革命者就在狱中谈开了中国人口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方认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方志敏，1999：143）
另两位也分别说：“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像死一条狗一样！”（同上）“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志敏，1999：145）生命是卑贱的，因而每个个体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赖活是中国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生是中国智者的教训之一。其结果，正像共产党的一个外国朋友注意到的：“中国历史上有近千年受着异族的统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历来的事实却是：临阵逃脱者苟且偷生，挺身作战者惨遭杀害；温顺者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于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杀死了，民族的精英被除去了。”（韦尔斯，1991：44）如此则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糟，人命越来越没有价值，苟且偷生者其实也很难善死善终。
因此就出现了与苟偷者相反的另一种选择：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与其像猪狗一样地死去，不如在革命中牺牲。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穷的可怕和死的威胁把无数人逼上革命之路，革命至少启示着生的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革命与否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生死选择。一旦我们理解了他们内心涌动的挣扎和希望，我们就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部分是即是基于“无知暴民”的求生本能。然而，共产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它有一套绝对理想主义，外国记者韦尔斯已经注意到，在共产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内，“他们已经赋予‘死’以新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已经消除‘死’的痛苦，他们已经使每一座坟墓都成了胜利的标志。见到红军以后，我断定：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我想，除了教人为什么活着外，最重要的事就是教人为什么而牺牲吧？”（韦尔斯，1991：47）革命必须死亡，革命的成功在于能赋予个体的死亡以意义，使个体乐于为革命而死。
问题只在于：付出了人的生命与社会财富为代价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如何建立起非压迫性的社会机制，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过是幸福生活。死是为了生，否则，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方志敏简历
1899年8月生于江西弋阳。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共产党。
1925年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后回赣东北，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年底领导弋阳九区的秋收暴动。次年1月任中共五县党委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领导弋横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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