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讲死了就不吃”──这是常识性的回答。确实，即使不是死刑犯，每个人也都会有死的一天，他们不每天都在吃饭吗？吃饭与死无关。有一次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苏联人口的新闻，三个革命者就在狱中谈开了中国人口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方认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方志敏，1999：143）

另两位也分别说：“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像死一条狗一样！”（同上）“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志敏，1999：145）生命是卑贱的，因而每个个体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赖活是中国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生是中国智者的教训之一。其结果，正像共产党的一个外国朋友注意到的：“中国历史上有近千年受着异族的统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历来的事实却是：临阵逃脱者苟且偷生，挺身作战者惨遭杀害；温顺者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于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杀死了，民族的精英被除去了。”（韦尔斯，1991：44）如此则社会政治状况越来越糟，人命越来越没有价值，苟且偷生者其实也很难善死善终。

因此就出现了与苟偷者相反的另一种选择：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与其像猪狗一样地死去，不如在革命中牺牲。革命不愁找不到不怕死者，穷的可怕和死的威胁把无数人逼上革命之路，革命至少启示着生的可能。对于这些人来说，革命与否并不是什么政治问题，而是生死选择。一旦我们理解了他们内心涌动的挣扎和希望，我们就能理解中国革命的发生，部分是即是基于“无知暴民”的求生本能。然而，共产革命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它有一套绝对理想主义，外国记者韦尔斯已经注意到，在共产领导的苏维埃区域内，“他们已经赋予‘死’以新的意义和目的，他们已经消除‘死’的痛苦，他们已经使每一座坟墓都成了胜利的标志。见到红军以后，我断定：每一个红军战士都乐于战死，因为他相信，他的死将使他的革命事业朝最后的胜利更进一步。我想，除了教人为什么活着外，最重要的事就是教人为什么而牺牲吧？”（韦尔斯，1991：47）革命必须死亡，革命的成功在于能赋予个体的死亡以意义，使个体乐于为革命而死。

问题只在于：付出了人的生命与社会财富为代价的革命，在成功之后如何建立起非压迫性的社会机制，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过是幸福生活。死是为了生，否则，死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方志敏简历

1899年8月生于江西弋阳。
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参加共产党。
1925年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领导农民运动。
1927年后回赣东北，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年底领导弋阳九区的秋收暴动。次年1月任中共五县党委书记兼武装起义总指挥，领导弋横起义。
1929年领导成立江西红军独立一团，开辟信江根据地，任信江苏维埃主席、军委主席，领导创建赣东北根据地。
1930年领导成立红十军，次年兼任军政委。
1932年赣东北省改称闽渐赣省，任省苏维埃主席、省委常委。
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0月兼任闽渐赣军区司令员，11月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率军团北上。
1935年1月在由皖南返回赣东北的怀玉山被捕，8月6日在南昌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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