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革命，剩下的是改良一途。古今中外的改良，莫不是由权力中心发起自上而下地实现，但握有全民生杀予夺之权和巨大社会财富的当权者，愿意并且有可能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吗？余巡官会对弋阳九区的民众慈善一些吗？统治者从来都是反对革命的，但他们又常常在为革命铺路；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震荡，但愚蠢的统治者常常要弄到非革命不可的地步。歌德早就说过：“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归咎于人民，而只能归咎于政府。只要政府办事经常公正和保持警惕，采取改良措施来预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于下面来的压力不可，这样革命就决不会发生。”（歌德，1980：24）要求受尽苦难的农民为着历史长远的利益忍而不发，是残忍的。方志敏之革命化，就在于他痛切认识到现状非改变不可，而和平改良又全无可能，至少在他的视界中。

问题是复杂的。正像我们不能因革命的破坏性后果而轻易否革命发动的合理性一样，我们也不能因革命的成功就犬儒主义地认同革命所造成的一切。这都需要专门研究。不过对方文至少可以有两个具体补充。第一，方的家乡是否有特殊性？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像《年关暴动》中的杨克明、俞麻子、夏澄波那样野蛮残暴。与方志敏共同战斗过的粟裕大将，就是地主家庭出生：“我家雇有两个长工。也许是因为我爱动的缘故吧，小时候常同他们一起玩。长工们见我没有少爷的架子，都愿意同我接近。其中有个叫阿陀的长工，年龄比我大十来岁，当时也还是个青年，是我童年最要好的朋友。几十年来，阿陀美好的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粟裕，1988：3）阿陀与粟裕分属农民与地主，但阿陀对粟家肯定不像张三对杨克明那样充满仇恨，他不需要进行报复性的仇杀。与粟裕同为大将的陈赓，出身于大地主家庭，而父亲曾在陈赓家做过长工的国民党将领许克祥，却发动了以反共为宗旨的“马日事迹”。陈赓家的另一个牛童卢冬生，是贺龙二方面军的重要将领，抗战期间与陈赓同为八路军旅长。仅仅阶级分析似乎说不清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

第二，革命的成功可以颠倒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使长期受压的农民享受到做主人滋味。1927年，方组织领导了横峰的年关暴动，结果“从前我们的头踏在他们的脚下；现在我们的脚也要踏在他们的头上；从前求他们让一角一分的利钱不肯，现在却驯服地捧出借字来作废；从前求他们让一升一合的租谷不肯，现在把他们占有的土地夺过来，烧契分田。从前他们管事，现在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方志敏，1999：189）如此则革命后的秩序仍然是压迫性的，仍然有一部分人享受不到平等的权利，《年关暴动》中的三个地主当然死有余辜，他们肯定是被杀的对象。但像粟裕这样的地主，即使他不是革命的功臣，是不是也应当被革命呢？“地主”是一个阶级，制定或执行对地主的政策并不考虑其个人的行为。而且“地主分子”的帽子一戴，地主的子孙就没有出头之日了。革命成功整整30年后，数百万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才获得公民的权利。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遂川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写了一副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豪，怕不怕，刀上加刀。”但“刀上加刀”可以是革命的动机、手段而不应当是革命的目的，革命不应当停留于颠倒上下位置，而应进而建构受民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结构和能够自由流动的社会秩序。

这两点并不足以否定革命，但在承认当年的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对曾经发生过的中国革命还需做更多的考虑。

3、必须革命（下）

在《可爱的中国》中，方志敏比无数作家都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到国人的灵魂和情绪。他写作的动机，是想告诉读者“关于中国、拯救中国”这一“比较紧要的问题”，是要辨明，革命不只是为了工农阶级的利益，也是为了民族的利益。

茶叶是赣东北的一大出产，“后因中国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的惨跌，所有茶山茶地，也都荒芜下去，无人过问；因为茶叶跌价，卖茶所得的钱，还不够摘茶叶的工钱。”（方志敏，1999：8—9）外地人的商品的进入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进行研究，但在此时此地，它确实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经济剥削之外，还有种族歧视。走出家乡的方志敏看够了外国人的嘴脸，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首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方志敏，1999：116）在中国内河上，行驶的是外国船只；在方乘坐的日本船上，中国男人受毒打，妇女受污辱。

我想，欲救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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