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在形式上了会受到照顾。曾洪易控制了赣东北的党、军两权，唯一忽视了省苏维埃这一“民意机关”。从1927年2月22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始，方就一直是农协、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的主席。此后，他在党内、军内时上时下，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从未变动。1933年11月，赣东北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干部群众都表示了对曾的不满，要求方出来主持工作。方把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中央。12月，中央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任命方为省委书记，暂时满足了赣东北的地方要求。但方志敏刚刚重振了一下旗鼓，1934年7月，由原红十军改编的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谴队”北上，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和随军全权代表在屡屡犯错误之后又被留在赣东北主持省委工作。“在抗日先遣队与新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当时虽然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方志敏同志担任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从当时中央作的具体人事安排来看，从当时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来看，这职务上不过是个虚职而已，军事指挥权实际仍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方志纯，1987：187）方如果不死，中央领导如果不是因为遵义会议后发生了变动，他会有一个什么结局是很难设想的。
赣东北的“打AB团”的运动一直进行到长征以后。“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敌人不停地对我们进行越来越疯狂的‘清剿’时，我们内部还继续在不停地搞什么‘肃反’斗争。”方的弟弟方志纯就被关了起来，多次吊打，只是在几乎被杀的关头，项英一分电报救了他（项英1931年就纠正过毛的第一次打“ＡＢ团”）。“当时关我、审讯、打我的人，都是在一个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相互之间非常了解，怎么致于昨天是革命的，是同志；而今天就以革命，成了敌人？”（方志纯，1987：162）道理很简单，方志纯在个别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领导提过意见，反对上级当然就是反对党，就是“ＡＢ团”。赋予此一内残行为以一种理性的解释，则它所反映的是仅仅抽象的政治理念还收拾不住人心，还需要肉体消灭的配合。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了，也有成千上万的先烈被同志杀害了。主持研究党的组织史的李锐说：“内战时期从‘富田事变’开始‘肃反’，打‘ＡＢ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闽赣三个地区误杀了四、五万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十万人，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杀得自己站不住脚的。”（李锐：2001）前面所讲的卢冬生即是湘鄂西四个党员之一（另三位分别是贺龙、夏曦和关向应）。
最后贯穿革命过程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方对曾洪易的肃反有尖锐的批评，或许是方不想公开党的内的分歧，或许是方为人宽厚，他没有对曾洪易其人作出评论。曾1932年在赣东北实行了惨痛的肃反，方提出反对后，曾将他隔离，要他写检讨，被排挤出赣东北省委。曾洪易后来背叛了革命，他的结局说明坚决执行肃反错误的人政治立场也有问题。曾洪易之后，中央又派到乐少华、刘英两人到赣东北来。方志敏认为他们政治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缺乏耐性。”（方志敏，1999：104）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政治委员的权力却一刻也没有忘记。时任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回忆过七军团和抗日先遣队内部的斗争时，都涉及到权力之争。军团政委乐少华曾给粟裕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对他进行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我们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Ｘ，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击。”“我第一次见到乐少华同志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大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寻淮洲同志，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Ｘ，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1988：105—106）所谓“政治委员制度”，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甚至经常辱骂寻淮洲是“寻矮子”。（朱永光，1991：84）
乐少华是一个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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