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贯穿革命过程的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方对曾洪易的肃反有尖锐的批评，或许是方不想公开党的内的分歧，或许是方为人宽厚，他没有对曾洪易其人作出评论。曾1932年在赣东北实行了惨痛的肃反，方提出反对后，曾将他隔离，要他写检讨，被排挤出赣东北省委。曾洪易后来背叛了革命，他的结局说明坚决执行肃反错误的人政治立场也有问题。曾洪易之后，中央又派到乐少华、刘英两人到赣东北来。方志敏认为他们政治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与战斗员有时隔膜，并且有时态度不亲爱，缺乏耐性。”（方志敏，1999：104）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政治委员的权力却一刻也没有忘记。时任七军团参谋长的粟裕在回忆过七军团和抗日先遣队内部的斗争时，都涉及到权力之争。军团政委乐少华曾给粟裕扣上“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帽子，长时期对他进行限制和监视：“这件事说起来是很荒唐的。我们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我们阻击向江西前进的敌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沿跑回来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乐少华和军团长寻淮洲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表示要继续追击。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他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妈那个Ｘ，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击。”“我第一次见到乐少华同志是在浒湾、八角亭战斗以后，那时他刚来七军团上任，军团部在一个大庙里开大会欢迎他，请他做报告。恰巧这时我从战场回来，寻淮洲同志，见我到了会场门口，便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妈那个Ｘ，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1988：105—106）所谓“政治委员制度”，对乐少华来说，就是只有政委才是七军团的最高领导，不承认他的最高权威，就是反“政治委员制度”。他甚至经常辱骂寻淮洲是“寻矮子”。（朱永光，1991：84）

乐少华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怀玉山失败、方志敏等人被捕后，他收集余部成立红军挺进师，任政治委员 。不久因伤离队，转去上海治疗。1936年8月去陕北保安，任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不再受到重用。抗战期间在延安军事工业部门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局长等职。49年后，任东北军区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1952年1月15日在叁反运动中自杀于沈阳。1980年5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

9、路线

按照后来的评价标准，方志敏狱中文稿中不被接受的主要是他对“六届四中全会”也即王明路线的赞扬：

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地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方志敏，1999：68）

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此时王明路线正占统治地位。

1930年5月，信江特委书记唐在刚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把立三路线带到赣东北。其中心是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要红十军攻打九江并配合朱毛红军攻打南昌。新路线要有新组织。唐在刚人未就在路上将赣东北特委改为赣东北省委，增加肖韶、李杰三、胡定铨为省委委员，调邵式平到中央学习，这就保证了立三路线在赣东北的推行。方志敏只能服从多数，但仍坚持留下一外营在根据地，并要带队出征的周建屏“相机行事”。红十军在向九江进发后不久，形势发生变化，十军毅然返回。此时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赣东北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结束了赣东北的立三路线。应当说，立三路线没有给赣东北和红十军造成多大指挥员害。

真正使赣东北形势恶化的是王明路线。四中全会后，中央首先派来万永诚、倪宝树，他们批评赣东北的种种“右倾保守主义”，而方志敏则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赣东北的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果是右倾机会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195）万、倪虽然接任了省委书记和十军政委之职，但没有方志敏的能力和威信，省委即以方取代倪的军委之职，并取得“三日三捷”的胜利。但新路线势头很强，不久又派曾洪易带一批人来进一步整顿赣东北，全面掌握了省委和红十军的领导权，剥夺方志敏在党、军方面的领导权。方志敏认为，曾洪易等人的错误：一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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