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包含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同时也说出了中国革命的过程和特征。1930年赣东北进入全盛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全党军事化……根据地的党员，除在军队的外，都要参加地方武装组织。”（方志纯，1987：62）农民暴动只是开始，它提供了革命合理性的基础，也提供了武装夺权的兵员，但如果不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对抗，它就只能停留在“暴动”阶段，政府很容易就能扑灭，仅仅农民暴动不可能成功，而且即使革命，也需要有人种田产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足够的农民种田而出现的粮食紧张。“苏区总人口300万左右，经过累年军队输送后，1933年初乐观的估计‘尚有七十万壮丁’。1933年5月至7月，扩大红军约5万人，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中旬，扩大红军数达到11.2万人，总计约16万人，已占到可征召壮年男子的1/4。这其中还不包括各政权工作人员、工厂工人、前后方夫役以及不能加入部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等，如果总计起来，大部分可以参加红军的青壮年男子实际都已被征发。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9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于是，“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粮米不够供给’的问题已经摆了上桌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地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3月，赣县米价涨到‘十七块多一担’。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一两（1 斤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相当多的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瑞金、长胜等地有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被催带自尽，‘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不满’。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苏区请愿‘的严重事件。”（黄道炫，2003：79—98，101—102）

所以“农民革命”的本义不是要农民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不是要农民转变社会身份，而是由农民的一小部分由党组织起来以农民的名义进行革命。

5、幼稚性

党曾经是幼稚的党，革命曾经是幼稚的革命。但幼稚是双方的，反革命也有幼稚性。1927年，方准备在弋阳发动秋收暴动，正在聚议之中，白军就来进攻了：

白军进攻的第二天，就到我村放火烧屋。我村家家都放了火，但放火后即开走了；群众躲在山上，看到白军开走了，马上一拥下来救火。还算救得快，救起了一小半，八十余家中，就有五十余家被烧个干净！被烧了屋的群众走回家来，不见房屋，只见一片断墙碎瓦，那能不伤心！女人们都大哭起来，边哭边骂；男人都咬牙切齿，指手顿脚的骂劣绅，咒白军，要与他们拚命。由此，可见用杀人烧屋的手段镇压群众的革命，不但无效，反而更激起群众深刻的仇恨，而使斗争加剧起来！

因为群众被烧了房屋，一方无所挂虑，另一方想起来就心痛，所以更加拚命斗争了。（方志敏，1999：36─37）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在江西抓捕“共匪”，“被捕的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知道：在敌人的淫威下，硬是顶住不讲。也许还可活；如熬刑不过，讲了，讲一个就会追十个，一牵一大串，最后是自己死得更惨。因此就是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打得死去活来，也是不地句真情。”（陈丕显，1982：92）国民党是执政党，它考虑的问题要比革命者复杂一些，但它在利用群众、鼓动人心方面肯定不如造反党，它过于传统化的意识形态也不足以召唤动荡时代的激情和理想。

其间的道理，不只是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古今中外都有压迫很深却无反抗的群众。真正的问题是，要群众不反抗，就得让群众能活得下去，不管生活得怎样，这就是鲁迅讲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赣东北是个贫困地区，很多农民的全部财产就是几间歪歪扭扭、聊遮风雨的破房，烧光了房屋，他就只能参加革命。何况国民党又遭遇了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对手，白军的镇压客观上是在进行革命动员。“我可以肯定地说，杀了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新党员涌现出来，越杀越多，越杀越顽强地干！历史注定了你们反革命的一定要死灭，革命一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方志敏，1999：40）

这个道理反革命不懂，共产党人也不全懂。中央代表曾洪易主持赣东北肃反时，不但大量杀害地方革命领袖，“一些群众吹口哨、敲扁担、扎裤脚、留扣子、扔石头，也被怀疑是‘AB团’、‘改组派’用以进行联络的暗号，而被关押或杀害。甚至一些在白区工作的干部和交通也被调了苏区，加以杀害。余干县保安大队罗英，连人带枪一百七十余人，携带妻室儿女投奔革命，还有其他哗变过来的士兵，也都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一概杀掉。”（《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211）

6、现实与理想

现实的苦难召唤着革命，现实的压力也阻碍着革命。赣东北的革命从抗捐开始，迅速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握有国家机器力量的国民党有强大的力量不许革命，锡林郭勒盟死革命者。革命必须有一套主义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个革命者都能藐视强敌、顽强革命。

在《死》中，方记述了一个副处长对他的劝降。这个瘦瘦的、三角脸、老鼠眼的刽子手，却又是相当圆滑且有一定见解的人。比如，他把共产党分为“信仰顽固”的和“盲从”的，就不全是诬蔑，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组织，通常都是由少数精英和多数跟从者组成的。

劝降是在似乎抽象的关于“主义”和“人生观”的争论中进行的。副处长深谙人性人情：

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总之，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拚命呢？……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常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那谁能料定我会不一转身儿，这是我的实心话。（方志敏，199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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