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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狱中文稿的传送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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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烈士已牺牲70周年了。他在狱中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和巧妙的斗争艺术所写下的《可爱的中国》等十几万字的著作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感动了我们好几代人。可是，他的那些著作是由谁怎样从黑狱中传出来，又怎样辗转送到党组织机关和得以出版呢？对此，目前见诸报刊的一些说法相互矛盾，讹误颇多。
笔者在方志敏烈士的家乡笔者在方志敏烈士的家乡（江西弋阳县）从事史志编研工作了20余了，现已退休，但仍关注有关方志敏的宣传和研究。据我所知，关于方志敏“狱中文稿传送”这一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有多种说法，并在报刊上展开了争论。后随着各地党史、档案工作者及相关的学者继续深入调查和相互交流讨论，意见逐步趋向一致，至1985年10月《方志敏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各种纷争才告一段落。
令人遗憾的是，近年不少报刊又出现了一些不大负责任的“记实性的作品”，片面的抓住某些当事人很有局限的一点回忆史料，不作任何分析就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尤其是《可爱的中国》“传送经过”敷衍成篇。这些失实文章有的还被转载，很不严肃。如果再向前追溯，由于解放初冯雪峰的误记，后导致唐韬（另一异体字）、胡风、吴奚如等鲁迅研究学者多次重复“鲁迅为方志敏转送《可爱的中国》等狱中文稿”这一误传，其错误影响一度甚广。尤其是唐韬的《同志的信任》一文曾选入中学教材，影响更大。时至今日，再不能让讹误蔓延。因此，我根据自己多年来所掌握的相关史实资料，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文稿多次从狱中送出
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究竟是如何从南昌狱中传送到上海来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复杂，因为前前后后涉及的人较多，而且有些当事人的回忆在事件的具体时间、地点和经过有些差异，所以就出现多种说法。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也并不很难。我们认为，要把“谁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弄清楚，首先应该从事情的源头作一些仔细的了解和分析。即，方志敏在狱中能接触到那些人？谁具备为其传送文稿的条件？我们认为，身陷囹圄的方志敏所能接触到的人当然只能是狱中的囚友和管理人员及狱卒狱差。那么，其中谁是被他争取过来，而又愿意冒风险去干“传送文稿”这件事呢？我认为，有可能而为之的应该是这三个人：与方志敏同住优待号的囚友胡逸民，军法处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军法处上士文书高家峻。
胡逸民，此人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过同盟会。后来历任江西高等法院院长，国民党清党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人监狱狱长等要职。因国民党内部倾轧而被蒋介石打下监狱。起初他是作为“说客”来接触方志敏的，但后来反被方说服了，转变态度同情革命。其妻向影心跟随来到南昌侍奉胡，可以经常出入牢房。
凌凤梧，浙江金华人，生于1898年。早年毕业于上海文森氏英语专科学校，后又进上海法政大学攻读。毕业后曾一度在浙江桐庐县“书记官”（负责记录缮写之类）。1934年经人介绍，来到南昌在江西绥靖公署军法处，开始仍做“书记”工作，后一度调任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同情革命，能善待狱中政治犯。他与方志敏多次接触，耳闻目睹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优秀的思想品质和感人的气节情操，为之倾倒。凌为减轻方志敏的痛苦，曾在请示军法处“未获准”的情况下，仍作主将方志敏脚上的重镣改换为轻的，并曾暗中支持过方志敏越狱（未果）。由于凌尽其所能，多次暗中庇护方志敏，以至于在方志敏被秘密杀害后，他曾因有“通共嫌疑”而遭致拘押收审。另外，即便与凌凤梧关系不甚好的胡逸民也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说：“前任所长调走了，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好先生，很好说话。我想怎样，他都答应。他允许我夜里也可以到方志敏囚室自由谈话，不加干涉。”
第三个人高家峻，又名高易鹏，曾化名毛锦生，浙江绍兴人。当时是个未婚青年，家居杭州。他学校毕业后曾在杭州当过店员，后为找生活出路，经人介绍赴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被录取为上士文书。凌、高二人同在军法处，相处甚好。高亦有机会经常接触方志敏，听方“讲故事”，热血青年被感化也是很自然的。高早就常为失去自由的方志敏，做些递送报纸、买烧饼之类的琐事。
以上3人都有直接参与为方志敏传送狱中文稿的可能。但从目前所发现的史料看来，胡逸民和高家峻二人各有一次直接“传送文稿”的行动。另外，高通过其女友程全昭，胡通过其妻向影心又各有一次“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凌凤梧，由于种种原因虽未能直接“传送文稿”，但他参与策划并配合了高、程这一对恋人“传送文稿”的行动。至于方志敏在重托高、程的同时，又重托于胡，高、程、凌三人浑然不知，同样胡也不知道方志敏除重托与己外，还重托了别人。很显然，方志敏为保密起见，分别掌握和利用这两条单线。由此也可见，方志敏决心与中央取得联系之用心良苦。
那么，以上所说4次“传送文稿”的具体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认为如下。
第一次是高家峻通过其女友程全昭传送的；
第二次是高家峻亲自传送的；
第三次胡逸民委托其妻子向影心传送的；
第四次是胡逸民亲自传送的。
二、仅有两次成功地送到上海
这4次传送文稿真正达到目的，已被党组织收存而且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其一是高通过女友程全昭于1935年7月上旬送至上海的，其二是胡逸民于1936年11月亲自传送的。
关于程全昭第一次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成功地从南昌送到上海，几乎所有当事人都有证语。
请看当事人的自述（1978年1月22日）：“当时我在杭州一所小学教书，1935年暑假，他（高家峻）要我去南昌，到南昌后，他叫我把方志敏的几封信带到上海，其中一封是给鲁迅的。”程还说，我把给宋庆龄、鲁迅等人的信送出去的当天晚上，“一个身穿旗袍、脚穿高跟鞋的很时髦的女人来找我，说她是从宋庆龄处来的，她对我说，上海很不安全，要我马上离开上海，第二天我就会到了杭州。”
1977年8月25日，高家峻给军事博物馆负责人的信可以说是证词之二，他的亲笔信中提到，[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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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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