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现实与理想
现实的苦难召唤着革命，现实的压力也阻碍着革命。赣东北的革命从抗捐开始，迅速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握有国家机器力量的国民党有强大的力量不许革命，锡林郭勒盟死革命者。革命必须有一套主义和信仰浸透革命者的身心，使每个革命者都能藐视强敌、顽强革命。
在《死》中，方记述了一个副处长对他的劝降。这个瘦瘦的、三角脸、老鼠眼的刽子手，却又是相当圆滑且有一定见解的人。比如，他把共产党分为“信仰顽固”的和“盲从”的，就不全是诬蔑，任何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组织，通常都是由少数精英和多数跟从者组成的。
劝降是在似乎抽象的关于“主义”和“人生观”的争论中进行的。副处长深谙人性人情：
你们的主义，是不得成功的，就是要成功，恐怕也还得五百年。……总之，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实现，那是一定的了。我们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拚命呢？……主义并没有绝对的好坏，总得看看是否适合于今日。譬如说我们国方的主义，也有许多人说坏话，但说的尽说。现在总是我们国民党统治中国；我在国民党里，总有事做，总有生活，这种主义已经就值得我们相信了。人生在世，公私两面都要顾到，有私才有公，有公也才有私。一心为公，完全忘了私，忘了个人，我看那不能算是聪明人吧。我常常这样想，万一共产主义会成了功，那谁能料定我会不一转身儿，这是我的实心话。（方志敏，1999：149）
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义要适合于现实，二是公私兼顾的人生观。在常识的意义上，都不能算错，世纪末反省革命的思潮中，就有这位副处长的回音。
但革命与常识无关。如果一切以现实利害为标准，革命就根本不会产生；如果革命者，至少是部分革命者，不一心为公，革命就永无成功之日。为革命而献身是要有条件的，现实因素（总有人不可能在现有秩序中生存发展）外，重要的是有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一个可以委身于它的理想世界，一个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相互依赖的“家庭”式的群体。如果只看现实，那么革命者是不可能在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下创造出奇迹的。方一语道破了中国革命的奥秘：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笃诚的信仰者，大革命虽然遭受失败，但我毫无悲观失望的情。…… 这次的失败，只能是暂时的，中国革命的复兴，某个新的高潮，必然要很快到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必然要覆灭，代之而起的，必然是共产主义；反革命必然要失败，革命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是绝对的真理，同时，这也是我的基本信仰。好吧！错误是错误过去了，失败是失败过去了，算了吧！重起炉灶，再来干吧！（方志敏，1999：33）
马克思多次指出，不能把他的历史图式（从奴隶制到社会主义）普遍化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以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马克思主义为鼓舞的中国革命既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前提，而卒能成功，原因之一，恰恰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图式绝对化、先验化，以此来激发参与者不容怀疑动摇的献身精神。“必然”的逻辑与“绝对”的信仰，是革命的真正动力。“必然”意味着势有固然，终将如此；“绝对”意味着没有任何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东西，对“绝对”的体认内化为人生的“信仰”，不但是个人的一切无法与之相对，就是革命遇到挫折、失败，也不会丧失信心，因为它是绝对的。如果出了误差，那是因为具体条件的限制或主观努力不够，那是因为偶然性干扰，所以方才在狱中反复检讨皖南行动在策略上的错误。“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1999：135）坚毅的革命者一定是坚定的“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相对论者则很可能是叛徒。1933年，黄药眠被捕，已经投降的原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就这样劝黄投降：“马克思当年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资本主义，这也不过是长远的理想罢了。能够作为我们直接奋斗的目标吗？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梦呓。”（黄药眠，1987：261）
前仆后继，愈挫愈奋，这就是绝对信仰的力量，这就是革命成功之本。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甚多，但其成员没有或较少“绝对”和“信仰”是一个重要原因。像副处长这样一旦时移境迁就“一转身儿”的国民党人不在少数，怎么能指望他为“党国”献身？而且国民党人还善于区分公共角色和私人关系，喜欢讲人情，不因废私。抗战开始后李一氓到四川统战工作，首先去拜访那些已经做了大官的同学，其中之一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李琢仁，他李一氓说：“你这次回来，尽管放心，我们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尽管说。”（李一氓，2001：244）省级主要领导都不讲原则，“党国”不亡才怪。
7、左右配合
左、右之分长期以来是解释革命史的核心结构。一般认为，左的错误在党史上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以至于８０年代以后，它几乎受到上下一致的声讨。“左派”的日子不太好过。但方在总结赣东北革命经验时，屡屡愤怒地呐喊“右倾保守主义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方志敏，1999：69）他认为，赣东北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现为没有猛烈扩大红军、不敢在白区进行大的战争、没有拼命向外发展，总的看就是“极端不够”。（方志敏，1999：69─70）因此在形势比较顺利的31、32、33三年中，赣东北不但没有发展，反而缩小了一部分。
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极端行为，尤其是在中国背景下，有革命的需要和前提，但几乎没有什么客观条件。完全的实事求是，按常态考虑问题等等都不可能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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