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方志敏在赞扬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同时，实际上把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放在一块批评：“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个年头中，环境都是很顺利的。向周围广大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困难。而障碍红军伟大胜利与苏区迅速扩张的，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方志敏，1999：69）问题是，李立三和王明从来被认为是“左”，何以方志敏要以“右倾保守”来命名？原因之一，“左”的时刻不会出现的“左”的概念。只是延安时期清算王明时，“左倾路线”才一锤定音地确定下来。其次，就军事上来说，立三要求打九江，放弃了其他可能发展的机会；曾洪易不懂军事，只是教条地执行中央命令，军事上没有任何主动性。方志敏即批评他“把红军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堡垒作战，不肯向敌的空虚的浙南皖西方向发展，陷自己于被动，坐失许多有利战机。”（《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231—232）如此，则说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是“右”也不是全无道理。立三、王明的“左”只是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具体落实下来，表现形式很多，在没有权威定名之前，是“左”是“右”都有道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

10、失败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革命之火在各个山头燃烧。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特别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各根据地都相继进入全盛时期。但在蒋介石集团基本统一了中国、集中全力围剿革命之后，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之火渐趋微弱。1934年10，赣东北根据地丢失。

敌强我弱，所以只能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并不能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根据地可以保护红军，但根据地也需要军事实力才能维持。一旦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则游击战和根据地都难以奏效。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是抗战开始后获得合法的自主的发展空间，红军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新十军军长刘畴西执行中央指示与敌人硬拚。方志敏与他商议：“能否改变打法，去打薄弱之敌？”刘答：“现在根据地范围缩小，强敌压境，到哪里去薄弱之敌？”方问：“敌55师、57师、12 师、浙江保安师这些不是弱敌么？”刘答：“从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看，他们也已变为强敌，同他们打，也同样要硬拚。”（石凌鹤、李希文、石蔚春，1990：156）硬打的结果又只能是失败。方志敏狱中反省说：“我们过于机械地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规定的战略。”但问题不是红军要死打硬拚，而是敌人找上门来打。蒋介石吸取了此前的教训，第五次“围剿”在战略上取攻势而、在战术上取守势，不是进山与红军绕圈子，而是凭借其兵力与资源的优势不断进占根据地，逼上梁山红军出来硬打。如果不机械执行中央战略，那就只有撤离根据地。总之不论机械与否，根据地是难以保持了，而撤走后的部队不但没有兵力与资源的优而且丧失了根据地的优势，很难说就一定能发展能壮大。

革命艰苦卓绝。一些高级领导人也都思考过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岗山时期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不全是悲观。彭德怀1959年回忆：“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李锐，1999：224）

革命有其普遍困境，但赣东北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内哄严重。在抗日先遣队内部，据先谴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后来回忆：由于主要领导人不团结，“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却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方志纯，1987：187）二是叛徒众多。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书记万永诚、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涂振农等先后叛变，后来的方志敏的被捕，就是因为他的警卫员出卖。红军长征后，在赣东北坚持地下斗争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等也当了叛徒。

11 死得其所

方的狱中书简都是濒死之论，他直接写到死的有三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死》、《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实事叙写。第二篇是一篇一万多字的“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革命者的死亡观，以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最为光明浩大，方也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壮语，坚信主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在狱中，“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方志敏，1999：139）问题只是如何死？选择革命实际上就选择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为之一：“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方志敏，1999：136）生之斗争召唤着死；从容就义也是一种革命行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赋予他们的生死以一种超越自然的意义。

但在监狱中，革命者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活着，但没不可能从事革命工作。“优待号”，午饭有三荤两素一汤，三个革命者吃得很香。这就有了疑问，革命者吃着敌人的饭，最终不免一死，这算怎么回事？“同志！我们在这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好像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方找不到死刑犯吃饭的意义。另两位难友的回答分别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方志敏，1999：138）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这是自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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