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路线
按照后来的评价标准，方志敏狱中文稿中不被接受的主要是他对“六届四中全会”也即王明路线的赞扬：
党中央的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开成功的，严格地揭发立三路线的错误，开展全党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地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在党内开展了反对立三路线与拥护国际路线的解释运动。（方志敏，1999：68）
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此时王明路线正占统治地位。
1930年5月，信江特委书记唐在刚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回来后把立三路线带到赣东北。其中心是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要红十军攻打九江并配合朱毛红军攻打南昌。新路线要有新组织。唐在刚人未就在路上将赣东北特委改为赣东北省委，增加肖韶、李杰三、胡定铨为省委委员，调邵式平到中央学习，这就保证了立三路线在赣东北的推行。方志敏只能服从多数，但仍坚持留下一外营在根据地，并要带队出征的周建屏“相机行事”。红十军在向九江进发后不久，形势发生变化，十军毅然返回。此时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到赣东北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结束了赣东北的立三路线。应当说，立三路线没有给赣东北和红十军造成多大指挥员害。
真正使赣东北形势恶化的是王明路线。四中全会后，中央首先派来万永诚、倪宝树，他们批评赣东北的种种“右倾保守主义”，而方志敏则认为：“这些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赣东北的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如果是右倾机会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路线都错了，则无法解释这些事实。”（《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195）万、倪虽然接任了省委书记和十军政委之职，但没有方志敏的能力和威信，省委即以方取代倪的军委之职，并取得“三日三捷”的胜利。但新路线势头很强，不久又派曾洪易带一批人来进一步整顿赣东北，全面掌握了省委和红十军的领导权，剥夺方志敏在党、军方面的领导权。方志敏认为，曾洪易等人的错误：一是没有抓住最中心的红军问题，二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够；三是对赣东北的成绩没有肯定。一、三两点没有疑问，第二点需要说明。在中央，王明路线不但批判立三路线，也严厉惩处立三个人；但在赣东北，曾洪易虽然排挤本地干部，但对贯彻立三路线的唐在刚却予以重用，这在方志敏看来，当然就没有划清与立三路线的界限。另外，方对曾洪易等的军事战略、肃反错误等多有批评。
所以，方志敏在赞扬四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同时，实际上把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放在一块批评：“在一九三一、三二、三三，三个年头中，环境都是很顺利的。向周围广大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困难。而障碍红军伟大胜利与苏区迅速扩张的，就是右倾保守主义。”（方志敏，1999：69）问题是，李立三和王明从来被认为是“左”，何以方志敏要以“右倾保守”来命名？原因之一，“左”的时刻不会出现的“左”的概念。只是延安时期清算王明时，“左倾路线”才一锤定音地确定下来。其次，就军事上来说，立三要求打九江，放弃了其他可能发展的机会；曾洪易不懂军事，只是教条地执行中央命令，军事上没有任何主动性。方志敏即批评他“把红军摆在苏区内部与敌人堡垒作战，不肯向敌的空虚的浙南皖西方向发展，陷自己于被动，坐失许多有利战机。”（《方志敏传编写组》，1982：231—232）如此，则说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是“右”也不是全无道理。立三、王明的“左”只是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具体落实下来，表现形式很多，在没有权威定名之前，是“左”是“右”都有道理，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
10、失败
1927年国共两党决裂后，革命之火在各个山头燃烧。由于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特别是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各根据地都相继进入全盛时期。但在蒋介石集团基本统一了中国、集中全力围剿革命之后，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之火渐趋微弱。1934年10，赣东北根据地丢失。
敌强我弱，所以只能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并不能大规模地消灭敌人；根据地可以保护红军，但根据地也需要军事实力才能维持。一旦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则游击战和根据地都难以奏效。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是抗战开始后获得合法的自主的发展空间，红军的失败有其必然性。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新十军军长刘畴西执行中央指示与敌人硬拚。方志敏与他商议：“能否改变打法，去打薄弱之敌？”刘答：“现在根据地范围缩小，强敌压境，到哪里去薄弱之敌？”方问：“敌55师、57师、12 师、浙江保安师这些不是弱敌么？”刘答：“从我们现有的力量来看，他们也已变为强敌，同他们打，也同样要硬拚。”（石凌鹤、李希文、石蔚春，1990：156）硬打的结果又只能是失败。方志敏狱中反省说：“我们过于机械地执行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规定的战略。”但问题不是红军要死打硬拚，而是敌人找上门来打。蒋介石吸取了此前的教训，第五次“围剿”在战略上取攻势而、在战术上取守势，不是进山与红军绕圈子，而是凭借其兵力与资源的优势不断进占根据地，逼上梁山红军出来硬打。如果不机械执行中央战略，那就只有撤离根据地。总之不论机械与否，根据地是难以保持了，而撤走后的部队不但没有兵力与资源的优而且丧失了根据地的优势，很难说就一定能发展能壮大。
革命艰苦卓绝。一些高级领导人也都思考过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岗山时期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不全是悲观。彭德怀1959年回忆：“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李锐，1999：224）
革命有其普遍困境，但赣东北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内哄严重。在抗日先遣队内部，据先谴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后来回忆：由于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