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方志敏有三个方面的严重苦恼。根据地初建时期是与上级组织的矛盾。信江地区弋阳、横峰等县1927年年底举行革命暴动，1928年分别成立党的县委，受（赣）东北特委领导。而东北特委

山高皇帝远，好久没有一个指示，间或有指示我们，又无法用以解决我们实际上的困难！派交通去，往往挨骂而归，同时总是要我们解款子。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解款去，就把我们的交通路费扣留。（方志敏，1999：236）

东北的党，是省委最称许的，但是与我们为邻，我们在顶吃紧的时候，他们从来不予我们以帮助。（方志敏，1999：239）

只想向下级要钱，却从未给下级帮助！这也是一贯正确？下级当然不愿永远受压，干脆联合起来成立信江特委，直接归省指挥。但也不行，信江特委要开成立大会，送信的交通员经过东北特委时，路费被拿去了，交通员只能半途而返，大会因此开不成。后来好不容易与省委联系上了，省委却和东北特委一样对信江怀有成见和误解，从来不肯派人到信江视察工作，对信江方面的报告又不肯相信，甚至要取消信江特委。党不是抽象的，陈独秀是党，赣东北特委也是党，但他们与方信仰的党似乎有较大距离。显然，抽象的党和具体的党不一样，革命者的本领之一，就是理论上坚决相信党的正确，而在实际工作又要掌握与具体的组织、具体的领导人打交道的艺术。没有前者，就不会有革命的坚定性；没有后者，就不能在革命队伍中生存。

其次是根据地发展起来又面临着与中央的矛盾。革命必须集中力量，中央必须对各根据地拥有绝对的指挥权。所以每次中央发生领导人更换或政策转变，都要派出“钦差大臣”到各个山头督促。赣东北的唐在刚、万永诚、倪宝树、曾洪易等人，都充当了这种角色，他们与赣东北根据地及红十军的创始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都发生冲突。赣东北的肃反风，是1932年从鄂豫皖刮过来、由中央代表曾洪易实施的，下车伊始，曾洪易就判断：“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是由征服、拉扶、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方志纯，1987：99）因此要严厉肃反。“吴先民是赣东北党的创始人之一，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可是。曾洪易只凭一个所谓‘ＡＢ’团嫌疑犯的口供，就确定吴先民同志是‘ＡＢ’团，是‘改组派’，要将吴先民杀害。”（方志纯，1987：502）还把他的头割下来示众三天。方是肃反的热心参加者，“本来我的痔疮是刻不容缓的要割了，…… 医生把开刀的手续都办好了，并送了泻济给我喝。我想在肃反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个人却睡到医院里去割痔疮，心里怎样会平安下去，乃回复医生暂不割，等有暇时再来，泻济也退还医院了。我也常到保卫局审问捉来的反动派。大审问中，我感觉到当时的肃反工作，有些地方是错误的，极不满意。”（方志敏，1999：73）肃反的错误表现在：（一）肃反中心论，埋头对内杀戮，忽略对外战争；（二）扩大化，到处疑神疑鬼，引起“人人自危”；（三）简单化，只凭口供杀人，牵连无辜。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处，关有“ＡＢ团”犯人1100多人，被杀的达300多人，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下一个。“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

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革命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方志敏，1999：74）

错放一个反革命与错处分一个革命同志，其损害党和革命利益是同样的。（方志敏，1999：106）

为了保证曾洪易等人在赣东北的权威，1933年，中央把赣东北的红十军调到中央根据地，方志纯回顾说：“方志敏孤零零地被留在赣东北，没有随军行动，红十军军长周建屏，名义上是将他调去学习，实际上是根本不信任；政委邵式平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当然不信任。我，吴克华、黄开湘等同志也均被调出，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当时，红十军营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调离，换上另外一批干部。”（方志纯，1987：186）这样做当然可以保证中央对这支武装绝对领导。但红十军干部战士都是赣东北人，把他们调离家乡、再全面调整他们的领导，极大削弱了这支部队领导力量和战斗力量。

地方在形式上了会受到照顾。曾洪易控制了赣东北的党、军两权，唯一忽视了省苏维埃这一“民意机关”。从1927年2月22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始，方就一直是农协、工农兵代表大会（即苏维埃）的主席。此后，他在党内、军内时上时下，但省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从未变动。1933年11月，赣东北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干部群众都表示了对曾的不满，要求方出来主持工作。方把这一情况如实报告中央。12月，中央调曾洪易出席六届五中全会，任命方为省委书记，暂时满足了赣东北的地方要求。但方志敏刚刚重振了一下旗鼓，1934年7月，由原红十军改编的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谴队”北上，曾洪易作为中央代表和随军全权代表在屡屡犯错误之后又被留在赣东北主持省委工作。“在抗日先遣队与新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后，当时虽然中央和中央军委要方志敏同志担任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是，从当时中央作的具体人事安排来看，从当时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来看，这职务上不过是个虚职而已，军事指挥权实际仍为曾洪易一伙所把持。”（方志纯，1987：187）方如果不死，中央领导如果不是因为遵义会议后发生了变动，他会有一个什么结局是很难设想的。

赣东北的“打AB团”的运动一直进行到长征以后。“更令人痛心的是，在外部敌人不停地对我们进行越来越疯狂的‘清剿’时，我们内部还继续在不停地搞什么‘肃反’斗争。”方的弟弟方志纯就被关了起来，多次吊打，只是在几乎被杀的关头，项英一分电报救了他（项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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