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欲救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决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济事，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方志敏，1999：127）
这是更为广泛的革命动员。如果说阶级复仇并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愿望的话，那么民族自立却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大多数知识分子，本来不是革命的同情者或参与者，但对共产革命后赢得的民族解放却衷心感动。1957年“鸣放”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傅鹰说：“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国翻身，现在这个希望实现了，所以我拥护这个政府。共产主义我不了解，从书本上看的来说，意识形态方面我不见得完全同意，但共产党把国家弄成现在的气派，我拥护它。”（朱正，1998：53）
1991年初，本文作者在广州文德路的地摊上买到美国学者斯潘塞写的《改变中国》一书，大意是说，数百年来西方各式人士纷纷来到中国，试图以自己的观念改变中国，但从明末的汤若望到1950年代的苏联援华专家，不但未能利用中国人，反而被中国人利用了，最终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从文德路转到北京路，在新华书店看到折价处理的香港三联版的《可爱的中国》，恍然悟到，方已经提前回答了斯潘塞的问题：因为你们想欺侮我，所以你不可改变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可供政治家利用的巨大力量，却又不是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利用的。韦君宜回顾她在“一二·九”期间的经历：“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毫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韦君宜，1998：2）国民政府没有立即抗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理性的考虑，但在沸腾炽热的舆情中，这与卖国没多大差别。虽然国民政府后来不顾胡适等人清楚的声音着手抗战，但其政治信誉已经受到极大损害，革命却因此借得了滚滚洪流。
当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如何运用民族情绪是要讲究艺术的。1941年，“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苏联与中国人民的死敌日本订立条约，苏联承认日本扶植的“满州国”，日本承认苏联扶植的蒙古国，理所当然地引起国人反感，党的一些老朋友如沈钧儒、黄炎培、王造时等当一些民主人士因此向苏联提出抗议时，周恩来找他们谈话，希望他们“不要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之下一时冲动”；抗战胜利后，苏军在东北犯下抢掠奸淫的恶劣行径，党领导下的左派学生也按兵不动，《新华日报》则发表“爱国不等于排外”的社论。但1946年“沈崇事件”出现后，一些大城市却出现了有组织的反美大游行。（李慎之，2001：109）同样是士兵犯罪，对苏联和对美国就不一样，原因不难理解，革命者此时要借重苏联之力推翻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在至高无上的革命利益面前，民族主义的感情不是受到忽视，而是受到重新塑造。
4、农民革命
苦难可能永远不能摆脱，压迫不一定遭遇抵抗。逆来顺受、一切都是命的传统观念可以有效地消解创造自己命运的冲动。要使客观需要转化为主观自觉，要使主观自觉转化为一场现实运动，需要方志敏式知识人与军事家。
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催化和激活。赣东北根据地主要创始人中，方志敏和吴先民都曾在省城南昌受过教育；黄道和邵式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受到过李大钊的教育，他们都已不再是原来意义的农民。在经历了11年的教育和3年党的教育、积累了相当的革命经验之后，方志敏于1927年下半年回到故乡，联络几位同志，以“平债分田”为号召，破除群众的习惯心理，动员他们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先是培养骨干，然后再由他们向其他人宣传，“你邀猪仔狗仔”，“他邀大仔细仔”，一两天就召集了三四十个人，他们宣誓画押：“斗争到底，永不变心”，成立了“第一个农民革命团”，随之向周围农村扩散。“横丰像一个革命的火药桶，我毫不讳言的，我是燃线人，我走进横丰，把这火药箱的线点燃着，火药爆炸了。”（方志敏，1999：40）年关将近，县里的收捐委员照例到农民们自发开出的小煤窑来收捐，经过启蒙的农民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委曲求全，“性情暴躁”、“学过一些武艺，力能敌住两三个人”的农民革命团团长兰长金不但痛骂还打了收捐委员。此人逃走后，农民们有些后悔：明天县里一定会派兵来报复。他们一边集中起来准备厮杀，一边请来方志敏。方立即把自发转为自觉，作出暴动的决定，全县一半地区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春雷第一声。横丰县城里的一营官兵因此不敢出来，两个月后，暴动失败了，但农民与官府的对立态势已经形成。1929年，红军击破了敌人为防止红军藏身的砍树运动，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信心。从此，赣东北数县迅速赤化，根据地雏形崭露。
革命需要转入职业军队的军事对抗。横丰年关暴动前，方已经组织了“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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