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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处于内忧外患的中国】
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是由来已久的。１５５２年和１５９７年，丰臣太吉两次发兵侵略朝鲜，妄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征服亚洲。他的狂妄侵略行径被朝鲜人民和朝中联军彻底粉碎。
到了１８世纪９０年代，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竭力鼓吹入侵堪察加、库页岛和满洲。
１８２３年，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日本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尔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吉田松阴曾主张：急修武备，一俟船坚炮足，北割满洲之地，南取台湾、吕宋诸岛。又叫嚣：与俄美讲和，乘此间隙培养国力，转而掠取朝鲜、满洲、中国，“致对俄美贸易中之所失，亦可由略地朝鲜满洲而取得补偿。”
１８７２年末到１８７３年，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人为了“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最初计划侵略台湾，随后计划侵略朝鲜。１８７４年，大久保利通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悍然侵犯我国台湾。日本侵略军登陆后，对台湾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事后，又从我国获取５０万两白银的“赔款”。１８７５年作为“征韩论”的发展，武装侵略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这些强盗行径，说明日本政（论文库）府推行的“富国强兵”国策，就是一个扩张侵略的国策。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山县有串在其１８８０年写的《邻邦兵备略》中曾明确地说：“查兵之多寡，较诸国之贫富尤为当务之急”，“强兵为富国之本”。所以，在推行这一国策的初期，就迫不及待地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了扩张侵略。日本资本主义大体上是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在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１１年这段时间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的。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吞并了朝鲜，夺取了台湾和库页岛南不，取得了辽东半岛的租借权，成为帝国正义五个列强之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台湾、吞并朝鲜后，就阴谋独占整个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垄断资本大发战争财，经济实力急剧膨胀，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进入２０年代，发生了战后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受到这场危机的冲击。日本统治集团决定发动大规模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以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争夺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并全面控制中国进而控制亚洲，称霸世界。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至７月７日，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在东京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外务次官森恪、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陆军次官田俊六等。这次会议完全是田中义一为制定侵华政策而召开的。田中在７月７日的一次会上宣称：“……有关我国对华政策的实施的具体办法，本大臣和各位另行商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田中等人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和外务省的一些极端军国主义分子，就“大陆问题的解决办法”进行了秘密磋商，并确定了“把满蒙从中国分割开来，划为单独的区域，在这个土地、地区上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的方针。在这一方针的驱使之下，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于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强烈主张“帝国此刻必须以扶植其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区的实力为对华政策的基点”。田中在７月７日的会议上，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明确的侵货方针《对华政策纲领》。在公开发表的“纲领”中，一开头就公然将中国领土区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妄图把中国东北分割出去，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宣称：“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是一个“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特殊地区，有“特殊的考虑”的“责任”。
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田中义一提出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极其露骨的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这个秘密文件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获取全中国的资源以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奏折》提出日本“应开拓满蒙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的繁荣”。为此，日本必须千方百计地取得满蒙的土地商租权、铁路建筑权、矿权、林权、对外贸易、海运、金融权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满蒙；设置日本政治、财政、军事顾问和教官；大力奖励朝鲜移民；派遣军人潜入蒙古，控制旧王公等。为了管理满蒙的事务，日本政（论文库）府要设置拓殖省即殖民部。
《田中奏折》认为：“日本除采用‘铁血’政策而外，而能排去东亚的困难”；“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因此，日本计划“以军事为目的”，迅速修建几条具有战略价值的铁路，把满蒙与朝鲜连成一体，加强对我国东北的经济掠夺。
《田中奏折》提出的侵略步骤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该奏折写道：“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三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奏折继而提出侵略中国的具体办法。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即按此计划，以“铁血主义”即武装侵略的方针，并通过“贸易”、“移民”、“开拓”、“经营铁路”、“经营厂矿企业”等等一系列侵略形式，不断扩大和加强其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范围和势力。直至３０年代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继而，又发动了“七·七事变”，对我国进行全面的武装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自“东方会议”以来，田中的罪恶侵华计划已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
【“九一八”事变元凶──日本陆军上将板恒征四郎】
日本陆军上将板恒征四郎，甲级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出生在岩手县岩手町沼宫内。其祖父直作是藩主的讲师，神道教徒；其父亲政德受日本儒学影响较深，是个虔诚的神道教徒。板垣深受其祖父的影响，从小立下了“长大以后当大将”的志向。他先后进入仙台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１９０４年参加日俄战争，任排长。１９１３年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１９１６年毕业。
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任参谋本部部员，驻在中国昆明、汉口，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１９２２年到参谋本部中国科任职，频频到中国从事阴谋活动。１９２９年任关东军某部团长，驻中国沈阳。当年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１９３１年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狼狈为奸，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是制造“九·一八”事变的主犯之一。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前，他就不止一次地鼓吹侵略中国东北，把东北看成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并参与了事变的阴谋策划活动。后来，他实际充当了这次侵略行动的主角和前线的实际指挥者。１９３２年３月伪满洲国成立后，充任执政顾问和军政部最高顾问。１９３７年，他本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却跑到天津策动国民（论文库）党政（论文库）府的内变工作，以配合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华北。１９３４年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伪满洲国武官，又染指内蒙，妄图 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在内蒙和华北制造伪政权。
１９３６年升任关东军参谋长，又在内蒙挑起了绥远事件。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时担任驻本土广岛第５师师长的板垣征四郎，又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同年率军进攻山西时，在平型关战斗中遭到中国八路军的痛击。１９３８年春，又率第５师参加徐州地区的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受重创。１９３８年５月，奉调回国，出任改组的近卫内阁的陆军大臣，主张扩大侵华战争，亲自下令扩大战争范围。他参加了重要内阁会议，决定打（论文库）倒中国国民政（论文库）府，以拼凑的傀儡政权取而代之，并对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负有重要的罪责。
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９４１年７月，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继续参与侵华战争的指挥事宜，并对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解放区的暴行负有责任。１９４１年晋升上将，调任日本朝鲜军司令。１９４３年任最高军事参议官。
１９４５年４月，出任总部设在新加坡的第７方面军司令，指挥日军在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等地同盟军作战。９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率第７方面军在新加坡向英军投降。板垣征四郎作为日本法西斯军事头目之一，积极参与策划和实施了对中、美、苏等国的侵略战争。他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重要角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日本投降后，驻日盟军总部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下令将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逮捕。
１９４６年５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板垣征四郎，检查官指控他犯有侵略中国等１０项战争罪行。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２日，法庭最后判决板垣征四郎绞刑。同年１３月３３日，板垣被押上东京巢鸭监狱行刑室的绞刑架，１２分钟后气绝命亡。
日军企图灭我中华之狼子野心由来己久，九一八事变乘势侵占我东三省。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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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九·一八事变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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