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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儆效尤？相反，晁盖等人只是“将这十一担金银宝贝都装在车子内，遮盖好了，叫声‘聒噪’！”便逃之夭夭。笔者曾作过这样的设想：假如蔡太师，梁中书也如今天的贪官一样，失了财物不事声张，黄泥冈之事不会败露，官司不来勾捉，晁盖一伙怕不会一把火烧了庄院，上山落草的。因为有了“一世的指望”，他们尽可以坐吃坐喝，赌钱交游，哪里用得着明地里去做贼呢？这样，我们后来的一些善于附会的“革命”评论家们，就不会再用什么革命英雄的桂冠加在他们头上了。
这里，我们并非有意用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古代的农民革命，以致于把他们理想化。那当然是不科学的。但是也不能因此而降低了古代农民革命的原则，把任何类似于见财起意，趁伙打劫的行为都随意拔高为农民起义。尽管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由于受当时政治、经济等主要条件的制约，其形式可能是千差万别，我们不好用一个模式去硬套。但是，在看它是否代表了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去反对封建社会，反对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这个根本原则上，却是不能随意迁就的。譬如今天的一个盗窃集团，用撬门别锁、剪径劫道的方式掠去了一个现代贪官因贪污或受贿得来的“不义之财”，其情境与劫夺生辰纲几乎雷同。对此，我们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评论呢？难道也把他们等而上之，不与一般的穿窬者等同看待？这怕是一种有悖于当今道德的不经之论吧!
我国有句老话：“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这说法固然失于偏颇，近乎武断，但从认识劫夺生辰纲的性质上看，这句谣谚应该说是得其真义了。也许笔者杞人忧天：倘若晁盖、三阮等人的阴魂不散，借当今不法之徒而还魂，又有吴用这类点子多的人的蛊惑煽动，真的去打家劫舍，杀人越货，这该是我们的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吧!尤其是在提倡用传统的优秀的伦理道德教育青少年的今天，对于晁盖等人的此事此举，就更是不宜一味地盲目颂扬，而应该作必要的批判分析，否则，其消极影响将会给我们带来负面的效应，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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