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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别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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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第三节：拟人 第四节：移就、夸张
第五节：照应开头 第六节：暗喻、拟人、移情 第八节：重叠复唱
C、寄托情感寻求解脱的诗歌有个共同的抒情特点，其抒情结构大体表现为：“物我相对”→“物我相融”→“物我相对”。读者在诗的开头往往能看到一个清晰的抒情主体，因某种现实原因而面对着一个或物象或情境的客体。然后，因出神于这些物象或情境，使抒情主体融于客体中，或神与物游，或物我皆忘。当神游或忘我到达极致后，不能继续维持这种物我和谐时，抒情主体会幡然回到与客体的相对之中。这种抒情结构常常被诗人用来表达失意之后的虚幻寄托、抑郁萦怀的短暂解脱。
D、诗人告别康桥时，避开送行的人，周围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等平常物象，而选取云彩等自然景物，这就避开了人间烟火，造出一种清新感。
如把河畔的金柳喻成夕阳中的新娘，这样就把无生命的景物化作有生命的活动，温润可人。柳树倒映在康河里的情景，浸透了诗人无限欢喜和眷恋的感情。夕阳照射下的柳枝，渡上了一层妩媚的金黄色。那金色的枝条随风轻轻摇摆，影子倒映在水中，像美丽的新娘。这波光里的艳影，在水中荡漾，也在诗人的心头荡漾。景中见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在一起。其他意象的选择也如此。绿油油的水草在柔波里招摇，仿佛在向诗人招手示意。而到晚上泛舟归来，水波与星光交相辉映，所以诗人情不自禁地要“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诗人的快乐通过恰当的意象选择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本诗意象选择的独具特色之处。
（三）从诗歌的形式入手赏析诗歌。
《再别康桥》在形式上具有三美：绘画美，音乐美， 建筑美。
1、形式：四行一节 错落排列 字数相近 回环呼应——建筑美
明确：首句连用三个\"轻轻的\"，使我们仿佛感受到诗人踮着足尖，象一股清风一样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荡去；而那至深的情丝，竟在招手之间，幻成了\"西天的云彩。\"最后一节以三个\"悄悄的\"与首阙回环对应。潇洒地来，又潇洒地走。挥一挥衣袖，抖落的是什么？已毋须赘言。既然在康桥涅槃过一次，又何必带走一片云彩呢？——首尾回环呼应、结构严谨，给人以整体之美。
2、语言：节奏感 旋律美 弹跳性——音乐美
明确：这首诗像一首肖邦的小夜曲。四行一节，每一节诗行的排列两两错落有致，每句的字数基本上是6．7字（间有八字句），于参差变化中见整齐；每节押韵，逐节换韵，追求音节的波动和旋律感。此外，“轻轻”“悄悄”等叠字的反复运用，增强了诗歌轻盈的节奏。诗的第一旋律上带着细微的弹跳性，仿佛是诗人用脚尖着地走路的声音；诗的第2节在音乐上像是用小提琴拉满弓奏出的欢乐的曲子；诗的尾节与首节句式相似，遥相呼应，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如诗歌的第一节，便三次用了“轻轻的”，这个形容词，显得节奏轻快、旋律柔和，带着细微的弹跳性，仿佛是诗人用脚尖着地走路的声音；诗的第2节在音乐上像是用小提琴拉满弓奏出的欢乐的曲子；韵式上严守二、四押韵，抑扬顿挫，朗朗上口。这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快感。七节诗错落有致地排列，韵律在其中徐行缓步地铺展，颇有些\"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诗人气度。可以说，正体现了徐志摩的诗美主张。
3、意境：金柳 新娘 招摇 彩虹似的梦——绘画美
明确：八节诗，几乎每一节都包含一个可以画得出的画面，给人视觉上美的享受。画面表现之一是，诗人使用了色彩较为绚丽的词语，创造了一系列鲜明生动的意境，披着夕
照的金柳，软泥上的青荇，树荫下的水潭，一一映入眼底。两个暗喻用得颇为精到：第一个将\"河畔的金柳\"大胆地想象为\"夕阳中的新娘\"，使无生命的景语，化作有生命的活物，温润可人；第二个是将清澈的潭水疑作\"天上虹\"，被浮藻揉碎之后，竟变了\"彩虹似的梦\"。正是在意乱情迷之间，诗人如庄周梦蝶，物我两忘，直觉得\"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并甘心在康河的柔波里，做一条招摇的水草。这种主客观合一的佳构既是妙手偶得，也是千锤百炼之功；第5、6节，诗人翻出了一层新的意境。借用\"梦／寻梦\"，\"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四个叠句，将全诗推向高潮，正如康河之水，一波三折！而他在青草更青处，星辉斑斓里跌足放歌的狂态终未成就，此时的沉默而无言，又胜过多少情语啊！。诗人仿佛在悉心呵护一个情人的睡梦，生怕这个梦境有丝毫的残损，轻柔的叹息般的旋律与依依别情离绪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画面美表现之二是，诗人通过动作性很强的词语，如\"招手\"\"荡漾\"\"招摇\"\"揉碎\"\"漫溯\"\"挥一挥\"等，使每一幅画面变成了动态的画面，给人以立体感。
新诗特点
中国新诗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的现代时期而形成的。把“五四”以后的诗歌视为中国诗歌的一个独立阶段和特殊部分，称之为新诗，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属于现代，更因为它反映了中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是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这也就是新诗之所以新的所在。就其主流而言，新诗的特征主要为：（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和一个纵队，在科学与民主的文化启蒙下，它是以现代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为思想基础的，集中表现了对于人的命运和人民命运、民族命运的关注，并在创作主体的个性、自我意识和描写对象社会化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加强。（二）以改变诗歌语言为突破口，以白话为武器，经历了真正的“诗界革命”，而与旧传统决裂，有意识地摆脱古典诗词的严整格律，终于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从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 从而形成了完全独立于传统的诗词之外的崭新诗歌形式，并建立起现代诗歌的新传统。（三）新诗既以旧诗为革命对象，则自必以引进外来形式为诗体模式，我们的新诗在‘五四’时代基本上是从外国诗（主要是英国诗）借来音律形式的”（朱光潜《新诗从旧诗学习得些什么》，因而它乃是‘累积了几百年世界进步文学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上，是“截然异质的突起的飞跃”。这样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断接受外来影响并溶化自己民族风格中，以致在语言铸造和诗艺运营上，愈来愈与外国诗歌趋同，逐渐增加了它的世界性色彩。（四）新诗诚然完成了旧传统的打破和新传统的建立；但打破或者叫决裂，并不意味着割断，而只能是扬弃与吸收、批判与继承，也就是推陈出新。不推陈便不能出新，而没有可推之陈也便没有可出之新。每一时代的新诗歌，总是在民歌和前代诗歌基础上，吸取其他民族的新因素而生发创造出来，但它的根须却必然深深扎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中。
人所共知，胡适是新诗最早的开拓者，从1915—1916年就着手白话诗的试验，一开始就朝着打破旧诗词最顽固的语言形式移桔的方向冲击：“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他主张：诗要“合乎语言的自然”，“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他曾说：“诗歌革命自何始，要须作诗如作文”，他把这种“诗探索”叫作诗的“尝试”，并概括为“诗体的大解水’（《谈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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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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