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一岁时，堂叔陶夔“因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作了彭泽县令（处级）。但到底是性情中人，做不出卑躬屈膝、苟且钻营一类事体，竟然不肯束带迎接前来检查工作的督邮大人，还说什么“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得罪了领导，能有他的好果儿吃么？所以县令的宝座还未坐热（八十多天），就自动去职，回到乡下过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式的农耕生活去了（在世人看来，县令已是难得的肥缺，就是犯了错误，换个地方还可以再做嘛，有官不做，十三点！）。《归去来兮辞》记其回归时的心情；“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简直就似从牢笼放归一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一个“返”字，概括了陶渊明从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非我”，向自然——“本我”的回归历程。
陶渊明自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退隐，到他六十三岁去世，终身不复仕。二十多年间经历了丧妹、火灾、荒年等一系列打击，甚至以乞讨度日。生活的艰辛可以想见，亦并非如论客们所欣赏的如何日日有酒，如何悠闲适意。但诗人自有诗人的风骨。统治者曾于他四十九岁和五十四岁时两次征他为著作郎，均不就。江州刺史檀道济上任后亲自带着米肉去看望他，也算是礼贤下士了。但陶夫子不买账，将其米肉挥而去之。他也曾慨叹“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但他仍“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语），即使在烟火不举的困窘时刻，也无怨无悔，执著地坚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将人格与自由视为生命本质的二元素。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没有人格与自由地活着，宁可死去。即使是死，在他看来也是一种自然的回归：“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诗人以生命的火焰烛照着他的人生里程，用杯中物消尽心中的块叠垒，化作一篇篇珠玑般美丽的诗章，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给后世的文人们留下有益的启示。
或曰陶渊明逃避现实，消极处世，不足为训。那么他所生活的东晋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呢？政治腐败，社会动乱，门阀势力飞扬跋扈，地方军阀桓玄、刘裕先后作难，兵火频仍，可谓乱世。俗云乱世出英雄，可陶渊明作不了英雄（文人们恐怕都做不了这类英雄），与其汩其泥而扬其波，做一个帮凶，从权力斗争中分一杯残羹，倒不如守住自我，苦中作乐，也博得个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美誉。江盈科就曾说陶渊明“人非六朝之人，故诗亦非六朝之诗”，的确道个正着。举世攘攘，皆为利往。能超然独立于一个时代之外，真正顺应生命的本质要求，非大知大贤之人不能若此。
与陶渊明同时、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不就以讲授礼仪为名，回到统治阶级那儿去了吗？沽名钓誉，贪饵吞钩，似乎是文人积习，君不见奴颜屈膝、卖友求荣之文士乎？君不见“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且整人较“大老粗”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文士乎？至于那些自称圣贤的假道学们就更无足挂齿了。
“伊人长已矣，唯有古月照今尘。”历史是一面镜子，先哲们构成了历史。
今天的文人们学不了陶老夫子，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但这丝毫不意味着陶渊明已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以及作为伟大诗人的品格，仍然深刻影响着并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在红尘滚滚、人欲横流的时代，世俗的诱惑是无与伦比的，但能洁身自好，守住良知和人格，也算伟大。陶渊明的魅力和他作品的美学价值，我想也正在于斯。当然，那些“上班随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跟着裙子转”，并以“收礼不受贿，跳舞只摸背，进了夜总会，晚上回家睡”自诩的雅士们是不甘如此寂寞的。
陶渊明是寂寞的，但寂寞也是一种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