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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牵牛星》是这一故事趋向定型化的标志，此后的一些文学作品除个别情节如七夕相会之外，主要内容都本于该诗篇。曹植《九咏注》说：“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可见这一故事在魏初已基本定型。
《白马篇》鉴赏
五、建安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极混乱的时期；但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与文学艺术，却是中国历史上甚活跃、且富于创造精神的时期，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时期。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形成了慷慨悲壮的时代风格。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既吸取了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的传统，又发展了“古诗”在抒情方面的优点，使诗歌的功能更趋全面。建安诗人们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他们诗的内容，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深入广泛的反映。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
同时，建安诗歌又有下列的特征。首先，它由乐府民歌的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发展为建安时期文人的独立创作，抒发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
建安诗歌体裁多样化。曹操的四言诗如《步出夏门行》、《短歌行》等，是《诗经》以来少见的佳作。五言诗在建安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技巧上比东汉有了长足的进步。是当时诗人们采用得最多的体裁，其中尤以曹植作品最为纯熟。文人七言诗也于建安时期开始出现。
建安又是文人乐府诗的发达时期,“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沈德潜《古诗源》）。曹操今存20余首诗全部是乐府体，“建安七子”和曹丕、曹植兄弟也有大量乐府诗。文人写作乐府诗，从此成为传统，沿袭不衰。
六、曹植
曹操和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建安时代政治的中枢，又是文坛的领袖。他们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吸引了许多文人，开创了一代文学风气。其中曹植在政治上最终遭到失败，但在文学上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当时及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后人多数评价最高的一个。他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面影响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发展方向。
曹植（１９２—２３２）字子建，曹丕弟。曾封为陈王，死后谥“思”，故世称陈思王。有《曹子建集》。曹植自幼聪明，才华出众，一度受到曹操的偏爱，因此引起他和曹丕围绕继承权的一场明争暗夺。最终，由于曹植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所需的成熟与老练，而归于失败。曹操死后，曹植受到曹丕的严厉迫害，他名为王侯，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获咎，如同囚徒。明帝曹叡继位后，曹植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仍然得不到信任，空怀壮志，无从施展，终于郁郁而死。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可以公元二二○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其前后期的作品，内容与风格均有明显不同。
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一类表现他贵介公子的优游生活，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从中可以体味到诗人对下层百姓所怀有的同情，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社会大破坏，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代表作《送应氏》、《白马篇》等。在曹植前期作品中，更多地抒写了个人的志趣与抱负。如《白马篇》，虽是游侠题材，诗中那一位英勇少年，实际也是作者自我的化身。“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作者对壮丽人生的追求，诗风雄健刚劲，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其代表作有《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等。这些诗文不像早期之作那样豪迈自信，而是充满受压迫的痛苦，对自由生活的向往，以及预感生命将在屈辱与碌碌无为中消耗、失去其应有价值而产生的深沉的悲凉和感伤。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赠白马王彪》就是出色的一例。其次,曹植在诗歌语言的提炼和修饰上,是远胜于汉乐府古辞及《古诗》的。例如他的《美女篇》，其描写手法比《陌上桑》更加工细，辞藻更加华丽。即使是他的游仙诗,也比汉乐府中的同类作品写得圆熟,二者相比，工拙不同，是相当显著的。由于刻意提炼的结果，曹植诗中有不少精采的警句，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君子行》，《乐府诗集》作“古辞”）、“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等。曹植善于运用民歌传统的比兴手法而又加以创新，诗歌开篇的比兴所传达的某种情绪往往以居高临下之势笼罩全诗，一气贯注。所以，曹植的诗往往一开头就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所谓“陈思最工起调”（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正是指此而言。另外，曹植的五言诗还颇留意于文句的整饬和音韵的和谐。如《公宴》中“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句，即已形成初步的对偶句了，有些诗句在音韵上也大致具有平仄相对的形式。
关于曹植诗歌总的艺术风格，钟嵘曾指出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上），这是比较全面的评价。曹植的诗，一方面感情真挚强烈，笔力雄健，体现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风，另一方面又呈现着色泽丰富，文采斐然的面貌，在这一点上，曹植是度越前人的，在所有建安作家中，也是突出的。所以在中国诗歌史上，他被视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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