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峡》到余秋雨

朱牧木

关于余秋雨的争论持续很久了，最先前的时候是对他的赞赏性评论，及至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他的硬伤，并开始对他表示怀疑。怀疑逐渐演变成对作者人格的猜度和考察，还从文字的情感热度中推测出余是一个“文化骗子”等等。最终甚至发生了“捐款门”事件和“钟山碑文”事件。近来，余秋雨暂停博客的开放，不知是不是因为其不堪各种扰乱评价，还是略作休整，卷土重来。

作为一个评论者我到底该怎样评价余秋雨呢？不管怎样，他创造了一种散文模式，并是这种散文模式的集大成者。我们无法忽略他在散文史上的地位（虽然余秋雨并未承认他写的是散文）。我评价余秋雨散文是从正反两个方向上来着手的，即长处和短处。因为仅仅说长处，他的那些错误又赫然存在；仅仅说短处，他的那些长处又曾深深地打动过我。所以我以相对于我较为熟悉的“三峡”来评评《三峡》（《文化苦旅》中一文），以至窥一斑，而见全豹。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是建立在“行走”的基础之上的。在《三峡》一文中作者“坐船经过白帝城”，“虔诚地抬着头”观察白帝城，后来就依此写了《三峡》这篇文章。这就是他所谓的“行走”么？据我所知（我是奉节人，白帝城就在奉节，并且我去过白帝城），在江上仅仅抬抬头是看不见白帝城的精彩处的。文章的第一节叙述了我的想像，李白的诗歌，刘备托孤等片段。这些都是极容易从其他地方知晓的，作者并没有发现什么独特的地方，甚至连白帝公孙都只字未提，所以我只能推断作者并没有真正到过白帝城。后来作者又引了余光中的诗句，还发了几声文人的喟叹和追问。让人怀疑的是他“行走”的真实性，如果连“行走”都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那些“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文化苦旅》自序）就不能不让人怀疑真正是“无端”了。由此可见，有人说他“矫情”不是完完全全地空穴来风了。

在《文化苦旅》自序中他说“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Rjchard Schechner”“逛城隍庙时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我不知道该教授是否练过杂技，即使练过杂耍，要做出余秋雨规定的内容怕也是很难吧！余秋雨自端为“文化人”的这种做法到底和“文化人”的称号符不符合他自己心中应该有杆秤才行。这是他的创作态度问题。

他的创作手法也有些问题。很多人说他的文字就是一个景点的导游册子加了几句无病呻吟的“喟叹”。在《三峡》第一节关于白帝城的叙述中，作者写了三个小片段，第二节关于三峡的叙述，有郦道元《水经注》中《三峡》的记叙，神女峰的传说，最终引了一首舒婷的《神女峰》结尾。第三节提了一下王昭君家乡，屈原故里，最后回到船上的客人，并发出喟叹没有人理解三峡云云。统观全篇我什么都看到了，就是没看到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自身最真实的感受，我毫不怀疑没到过三峡的文人都能写出如此的一篇文章来。

从另外一个方面说，不管作者感情真实与否，至少他把自己定位为文人，并用文人的视角来写文章，来表达自身的感受，抒发自我的情感，甚至对文化漠视进行批判。这是一个文人应该效仿的。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的‘穴位’”（《出走十五年》自序）的这种精神是作为文人应该关注的。余秋雨的散文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中华文明，华夏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虽然他自己在实际行动中做得并不一定很好，就像明代的李贽一样，一面骂人地主，另一面又食人之黍。但是这种文人的思索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追问是应该坚持的。假惺惺地骂总比不骂好，假惺惺地哭总比不哭好，假惺惺地捐总比不捐好。

毫无怀疑的是，余秋雨语言上的成功，这也是他受到许多中学生欢迎的原因。他的语言是华美的语言，能用两个字修饰的绝不用一个字修饰，这在一个方面增加了语言的“文”，而在另一个方面加强了音节的和谐。比如在《三峡》的第五自然段中：“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上。他依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他的声音好像纯银一般，在这个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多么华美的文字啊！进入了作者的想像空间，文字像一匹脱缰的野马随意驰骋，华美得堪比郭敬明的《幻城》。上段的引文中有一个词“瘦削”，为什么不是“消瘦”？两个字的位置的互换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意义上的不同显而易见，“瘦削”更显出冷峻的风骨，“消瘦”则显得有些病态了。其实这两个字在音节上还有更大的差别。作者用“瘦削”二字，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音节的问题。可见作者在文字的雕琢上用功不少。

余秋雨在表达方式、叙述手法、修辞手法上具有过人之处。他对于各种表达方式运用娴熟，描写、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小说笔法、戏剧笔法、镜头特写等等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修辞手法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劲，这些无疑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比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作者运用描写的手法，还运用比喻、白描等修辞手法，把“白帝”刻画得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同时这也是一个精彩的镜头特写。 再如，第一、二自然段作为全文的引子：

“在国外，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我：‘中国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你能告诉我最值得去的地方吗？一个，请只说一个。’

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

这几句话中，作者用人物对话的方式把读者引入对三峡好奇和向往，还运用了戏剧笔法和设问的手法引入。

余秋雨对节奏的把握也是很到位的，很多地方的叙述恰到好处，甚至在某些地方一丝一毫都不容改变，各种手法的变化与感情的发展相结合，使文章融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文章让人读了觉得舒服，觉得文字与自己心中的节拍相吻合。一句接着一句，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一个故事衔接另外一个故事。如果不是专注于认真地分析，读者很容易陷入作者的文字陷阱。一个故事之中插入一点点的议论，议论之中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样的节奏的控制不会使人觉得冗长或者是过份简洁。甚至有的地方回环往复，读者却并不觉得烦躁，而是觉得别有意味。在《三峡》中的第二节关于神女峰处，引入李白，而读者并不会觉得突兀，反而觉得别有一番意味。任何一个优秀的作家，他肯定会有一个良好的叙述节奏。节奏对读者的感官影响极大，就好比音乐一样，噪音和音乐（乐音）的最大差别在于音乐有节奏（这种节奏体现在一定的规律性上），而噪音却没有节奏。掌控了音乐的节奏至少不会让人觉得是噪音，把握了文章的节奏至少不会让人觉得是只言片语的断章。余秋雨是否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我不得而知，但是他毫无疑问拥有优秀的节奏。

关于余秋雨《三峡》这篇文章的各方面我有了一个初步的看法，通过这篇文章我也看到了关于余秋雨的更多东西。不再是一再的好评，或者是一味地嘲骂，我试图用一种从文本出发去研究余秋雨散文的长短处的方法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一次成功的实验，研究任何一个作家而不失偏颇的唯一方式就是死死盯住文本。不管作者是什么党派，什么社会地位，什么“文坛马车”，什么“一致好评”，是好的就是好的，是差的就是差的。不仅要从阅读文章的第一感觉来评论，还要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剖析。结构主义虽然破坏了评论者对于作品整体的把握，但是在没找到比这种更好的方法之前，研究者只能这样了。

余秋雨是一个在语言和手法上（即技术上）很成功的散文家（虽然很多人批评他的手法在后期趋于僵化），在“质”的方面却出现了不少的错误，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出现前后矛盾的现象。这无疑是他的一大失败。但是，他依然是中国当代散文的一个良好的典范，在散文创作的方法上也拥有了巨大的创新和突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略的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