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唐音“起”射洪
——重估陈子昂诗文革新的主张及意义

沈文凡 沈玉文

[中文摘要]
基于过去许多批评者集中于陈子昂文论文本本身的探索，本文试图从初唐的社会状况、创作概况、诗文革新历程和陈子昂的哲学储备诸要素谈起，以时代背景和文坛趋势要求文风改革为切入点，引入对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风骨”和“兴寄”及其美学意义的探讨。笔者分析认为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理论主要是对初唐诗文整体美学风格的要求，而“兴寄”则要求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侧重点在寄托。后来唐诗文的繁荣，证明了其理论的超前性和可行性。“一代唐音‘起’射洪”，概说了陈子昂诗文革新的贡献，然而“起”却是评价他的关键词。
[关键词]陈子昂 诗文革新 风骨 兴寄建安风骨
引 言
盛唐之音是中华文明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它的繁华离不开初唐近百年的积淀和改革。当从一个“史”的角度，溯源而上之时，就不得不提及初唐诗文革新者陈子昂及其主张。
陈子昂在初唐季末，重提文学复古，重倡风雅，直逼汉魏风骨，重寻《诗经》兴寄。他的举措自是没有首创之功，只是在前辈的坟典中拈出了这么个名词，然而，他竟把这些碎片经由其实践擦拭、穿掇成珠，为其赢得了无以复加的殊荣：卢藏用尽挚友之爱，称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 ，后来又得到李白、杜甫等历朝文人的嘉许，这些评论自有过誉之嫌，但时隔千年，重新寻访子昂的遗迹，客观评估他对于有唐一代文学的贡献：他以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赋予了“风骨”和“兴寄”新的涵义，从而完成了唐音变革的质变环节，为盛唐诗文奠定了基调。
1子昂诗文革新的主客观条件
1.1初唐的社会状况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也。关于他的生卒年各家考证意见不一，不管各家考证相去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子昂的用舍行藏都在武后治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初唐时期，在政治上，历经李氏父子两代枭雄的征战逐鹿，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理想政局。经济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马牛布野，外户不闭”，渐显繁荣气象。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它的政治、经济导入正轨，并逐步发展、发达，同样作为封建王朝，历来以文治为要，此时偃武修文是大势所需。
1.2初唐文苑的创作和革新概况
初唐文坛显然并不尽如人意。袁行霈先生言初唐百年文坛一共孕育了三代诗人 ：第一代诗人，多活跃于高祖、太宗年间，他们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集团：文学传统最为悠久的江南士族文学集团，如虞世南、褚亮、陈叔达、袁朗等；以魏征、令狐德棻等为代表的山东旧族集团；同时还存在着跟随李氏父子征战天下的关陇豪族，以太宗、杨师道、长孙无忌为代表。三个文化集团文化背景虽然存在差异，但是概而观之，他们的诗歌多沿袭南朝文风，概称宫廷诗风。
宫廷诗风自六朝而来，六朝诗文在文学自觉的潮流下，挣脱了传统诗歌所承担的诗教束缚，走向抒情娱乐，伴随士族悠游山水、吟咏性情的过程，逐渐转向消闲，与政治的关系淡化以至消失，而醉心于对声律、文辞等形式主义元素的追求，在六朝离乱的时代氛围下发展到极端，齐梁尤甚。初唐它虽然为唐音形式元素的发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它作为乱世之音，内容的狭窄和精神的缺失，已经不能适应如日中天的大唐气象了，对它进行革新势在必行。
第一代诗人为此做过两次挣扎，首先是唐太宗和他的朝臣们，明确提出文需有益于政教。主要观点集中于《帝京篇》序 。太宗改革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当时的颓靡之势，反而陷入了形式主义的窠臼。接着是以魏徵、令狐德棻为首的在修五代史过程中而表达出来的史家文学革新主张。由于他们多是山东微族，有着深厚的儒学积淀，比之当时的知识分子有更强的经世致用意识，他们对诗歌之于政治教化的意义比唐太宗强调得更偏激。虽然他们在反对靡丽文风的同时，提出了质文并重的主张。然而，由于他们自身的身份以及活动范围的拘囿，使他们个人的创作未能跟随他们的理论一路前行，自身就宣告了他们理论的脆弱、不成熟，“颂圣箴规，仅是为政教的目的而作的，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他们的主张还没有被吸收到上层贵族作者的自我形象中去，转化为人生意气和内心激情的自然流露，因而徒见其雅正不见其风力” 。
第二代诗人主要活跃于太宗、高祖年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上官仪、许敬宗为代表的文学侍臣；一类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士子，以骆宾王为代表。上官仪将宫廷诗风进一步发扬光大，研究出了著名的“六对”、“八对”理论，把诗歌创作对形式的追求推到了极端。而后者以骆宾王的《咏蝉》诗为代表，引入个人的身世悲哀，别开生面，显示了新的创作趋向，为宫廷诗风注入了一泓清泉，但毕竟呼声微弱，应者寥寥。
第三代诗人，生于斯世，而活跃于武周之时。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