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很气愤地对我们说：“他们这是冲我来的，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就是30年代我在《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中提出的‘反对异族奴役、反对复古、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的抗敌和民主的觉醒’,是反日反蒋的，这有什么错？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禁止提‘反对日本侵略’，禁止报刊上出现‘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反对异族奴役’的提法来代替，我这里的‘异族’就是指日本嘛。新启蒙运动的建议提出以后，上海的《读书生活》、《新世纪》，北平的《现实月刊》、《时代文化》、《北平新报》、《华北呼声》等等好多报刊都发表文章响应，抗日民主思潮得到蓬勃发展。当时的亲日派郑孝胥、守旧派杨立奎等对此很恐慌，通电宣称要‘铲除’新启蒙运动。但是进步思潮总是阻挡不住的。”他很生气地讲了一阵。

　　于是陈伯达就翻阅书籍，找出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肯定新启蒙运动方面的一些言论，让王文耀都抄录下来，经他仔细看后，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看，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批判新启蒙运动，这才把那篇批判文章堵了回去，没有让它出笼。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忘记江青说要来这个地方住的那句话。为了躲避江青，陈伯达急得不知往哪儿钻。他对我们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她还会来的。”他将这件事电话告诉了叶群。叶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暂时到养蜂夹道干部俱乐部的游泳池边上去住，说是林彪在那儿刚住过，较为安静。

　　就这样，陈伯达在中南海丙区的大四合院里住了没两天，又匆匆忙忙地搬到中南海外边的养蜂夹道去了。
　陈伯达撕碎了与江青的合影照

　　中共九大以后，陈伯达住在米粮库胡同，可是他在钓鱼台十五楼的办公室还留着，由缪俊胜留守。
 
 
陈伯达好久没有去了，想去看看。一天，他去钓鱼台，正巧碰上江青在大院里拿着照相器材，许多身边工作人员陪着，兴致正浓地拍摄风景、人物。见陈伯达来了，江青也为陈伯达拍了好几张，同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