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陈伯达（1904年～1989年）被毛泽东“相中”，调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从此，他的生涯发生巨变，浮沉一生，因毛泽东而起也因毛泽东而落。本受毛泽东“喜爱”的陈伯达素以“善摸主席的动态”而著称，却不料也曾两次激怒毛泽东，从而影响了他的政治前途，其中一次就是在访问苏联时期“抢”了毛泽东的风头。
靠笔杆子爬上高位

　　陈伯达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是因为陈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较为有特色的发言。当时会上对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争论，陈伯达的发言阐述了孙中山的思想。

　　陈伯达刚发言完毕，毛泽东就站了起来，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散会后，毛泽东就把陈伯达留了下来。当天晚上，毛泽东请美国客人吃饭时，又邀请了陈伯达。席间，毛泽东与陈伯达关于古代哲学的谈论，使他们间有了共同的话题。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成为毛泽东手下的“一枝笔”。

　　据现代作家叶永烈所著的《陈伯达其人》一书记录，陈伯达善于揣摩领会毛泽东的内心，写出的文章有条有理，针对性强，因而毛泽东对他很是满意并不吝提拔：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被“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又进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行列；尤其是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连升两级：先是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继而又被 “选”为政治局常委，并且在严格的名字排列顺序中名列第五，成为中共“第五号人物”。

　　到了1967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四的陶铸被“打倒”，他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这样，在不到三十年时间内，陈伯达就以毫无战功和“革命业绩”的书生身份，从一个小秘书“成长”为中共党内举足轻重、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与斯大林聊得亲热 毛泽东被晾在一边

　　陈伯达明白毛泽东对自己政治生命的重要性，于是一生都很“忠”于毛泽东。但他的官运也并非“一路高歌”，1949年后他曾两次对毛泽东“使气”，从而对他最终的政治命运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使气”发生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期间，当时陈伯达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出访。在一次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中，斯大林偶然谈起陈伯达在延安时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说文中写到的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之子小罗斯福的故事“很有趣”。聊得兴起，斯大林居然拿起酒杯向陈伯达道：“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陈伯达也赶紧举起酒杯说：“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一时间，政治秘书陈伯达成了谈论的中心，却把毛泽东撂在了一边。

　　陈伯达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却没注意到毛泽东的恼怒。会谈结束后，仍处于兴奋之中的陈伯达立马接到毛泽东的通知：“下一次会谈你不要参加了！”也许这当头一盆冷水激起了陈伯达骨子里残存的一点儿“书生气”，他以“儿子陈晓达在苏联学习，多年不见，想在大使馆一起住几天”为借口，也不告诉毛泽东，就搬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去了。

　　几天后，毛泽东找陈伯达起草文件时才得知此事，大为恼火，让人通知使馆说：陈伯达必须立即搬回来！陈伯达回来后遭到毛泽东疾言厉色的斥责，知道“后果很严重”，赶紧向毛赔不是，并作了“深刻的检查”。此后毛泽东仍把他留在身边工作，但显然已在心中给他记了一笔。

政治报告稿件激怒毛泽东

　　另一次更严重的“矛盾”是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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