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的陈伯达

　　　　　　　　　　　．甘惜分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实为权倾一时的霸主。呼风唤雨，号令中国。他能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也能迫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能随意点名批这个批那个，其能量可谓不小。不过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时间很短，他的权力很快就被比陈伯达更大的野心家江青所篡夺，江青才是真正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地位衰落，改而投奔林彪之门。但他的外表却正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个‘小小老百姓”，是个‘书生”。
　　

（一）

　　我与陈伯达其人素无交往，高攀不上。但几十年历史机缘中，也曾偶有接触，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把这些影像的片断连接起来，也能略观其人。
　　1938 年2 月我初到延安，行囊中带了几本书，那是路过重庆书肆购得的。其中一本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 ，另一本就是陈伯达的《真理的追求》 。买李达那本书，我是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它一直放在我的随身挂包内带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什么买到真理的追求》 ？而且带到延安？动机是什么，现在想不起来。大概是受陈伯达文笔的感染，从书架取下略读几页，觉得这位作者思想酣畅，文笔斐然，不像一般理论著作那么晦涩，就带到延安。这本书后来不知所终，也未见过别人有这本书。
　　那时我才二十来岁，知识甚浅，只有一番渴求革命理论的欲望而已，买陈伯达的书，并非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完全出自偶然。也许是那本书名吸引了我，想在这本书中对真理‘追求”一番。
　　
　　
　　 （二）
　　
　　
　　1938 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偶然看到墙上一纸布告，陈伯达举办‘三民主义讲座”，时间为每星期日，地点在大边沟某号窑洞陈的住宅前，愿听者可自动前去。
这时陈伯达在延安已颇有名气，我又早已读过他的《真理的追求》 。三民主义是什么，虽然早在小学生时代就天天必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 ”国民党统治时代‘党”和‘国”不分，把党歌当作国歌了）也粗知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无非小孩子念经，跟着唱念而已。现在到延安又进一步从毛泽东著述中了解到三民主义与中共最低纲领基本一致，陈伯达的专题讲座，何不前去听听。
　　陈住的窑洞前有小块平地，听讲者可以自带坐具，也可以坐在地上听讲，自动前来听讲的人大约八九位，稀稀拉拉，彼此不认识。陈伯达出来了，距我一二尺，他站着，我们坐着，我们是仰面看他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学者：个子不高，微胖，穿一身普通蓝色制服和一双棉鞋，戴一顶棉帽，面色健康，皮肤较粗糙，外貌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他一开口说话，其特点就突出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完全是“外国语言”，瞧瞧左右，也都在东张西望，似乎都不大懂。他口头常用‘暴动”二字，我听起来就是这个字音，什公‘暴动”，不明白。听了两个钟头，下课，各自告退。
　　第二天去不去呢？犹豫半天，还是决定再去，名人讲课嘛，细细听，总可以听出点名堂来。谁知依然如故，毫无所获。来听讲的人也少了二三位。下课以后，我问身边同志，' ’暴动”什么意思？他们似乎也不大懂，猜想说，“大概是‘矛盾’吧”。天哪！我豁然开朗，中国社会有几大‘矛盾”，这不明明白白吗？从此我告别了这位陈教授，其他听讲座的人是否还照样去，我再也不问了，反正是讲座，去不去自便。由此我领悟一点：一个人的文才和口才是两码事，陈伯达文章流利而口才呐呐，我只读其文其书，再也不愿听他讲话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大政治家”对群众讲话必有人为他当翻译了。中国也真大，写一样的字，却发出不同的口音，有如外语。不过这第一次相见，陈伯达倒留给我以朴实无华的学者印象，丝毫看不出他后来的变化。他的“三民主义讲座”，后来出版改为《三民主义概论》 。后来又再版，改称《论孙中山主义》 ，都是延安解放社印刷发行。

（三）

　　此后，陈伯达在延安报刊上发表的长短文章越来越多。后来我调晋绥解放区工作，与延安只一条黄河之隔，从延安《解放日报》 上，经常读到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批判重庆蒋介石集团那些文章和小册子，文笔流畅泼辣，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很有气势。现在我还记得他批判‘精神总动员”之文（篇名已忘记）和《人民公敌蒋介石》 、《 中国四大家族》 ，等等，都是一时传颂，很受大家赞赏。显然在延安十来年，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但政治上、思想上受毛泽东指导，文风也显然学习毛泽东。毛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