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现象”的再思考

　　陈伯达号称“理论家”、“中共中央一支笔”。通观陈伯达85个春秋的人生之旅，可以发现，理论一旦被奴性和媚骨所玷污，只能成为换取官阶的贡品，从此，与真理无缘。“陈伯达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则是因为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秀才”身上。

　　陈伯达在理论研究工作中，最初是独立存在的。他所发动的新启蒙运动于今日看来仍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陈伯达后来成为“中共一支笔”的契机，是在讨论孙中山思想的一次座谈会上，他谈了关于孙中山的“两个两重性”的见解，使毛泽东第一次注意他。当天晚上毛泽东宴请一位美国记者时，便请陈伯达作陪，与他作了第一次详谈。从此，毛泽东与陈伯达开始讨论理论问题，有了交往。

　　那时毛泽东异常勤奋，而且为人谦逊。延安时代是毛泽东著作的高峰时期、思想的黄金时代。为了弄清一点“疑点”，毛泽东会去信询问比他年轻得多的艾思奇“何时有暇，我来看你”。陈伯达写了《墨子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送毛泽东处请教，毛泽东不仅仔细看了，而且先后写了3封长信，谈了自己的见解，与“陈同志”“商量”。这时的陈伯达仍按自己的学术见解写文章，只是请毛泽东予以指教。毛泽东再三声称“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不过“望文生义地说出来”，仅供“考虑”、“斟酌”。

　　此后，毛泽东调陈伯达到身边工作，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实际上就是做他的秘书——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最初，陈伯达只是协助毛泽东收集材料，研究题目是毛泽东定的，即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这时，毛泽东与陈伯达之间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

　　在批判王实味的运动中，陈伯达领悟到“跟人”的重要性。向王实味开第一炮的是陈伯达。由此，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声名鹊起”。陈伯达总结“经验”，说了句“名言”“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

　　从1957年开始，中国向“左”偏航，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剖析这一时期陈伯达的文章及其写作经过，可以清楚看到典型的“陈伯达现象”：有野心而无主见，一切为了取悦上级，以求加官晋级。

　　“陈伯达现象”表现为：

　　一、察言观色，千方百计地摸动态，诸如主席最近跟谁谈话，看些什么书，注意些什么问题等。有时，他不得不如同中医“悬线搭脉”一般，借助于“线”摸情况。陈伯达曾多次向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听毛泽东在看什么书，田家英对此十分反感。这种“轧苗头”、摸行情的作风，宛如政治投机商。“理论家”的“理论”变成“随行就市”，变成墙头草。有时为了抢风头，连夜急就章，以求得“头功”，可谓“闻风而动”，可谓随机应变“胜如神”。

　　1959年8月，陈伯达上庐山出席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最初摸到的毛泽东的动向是纠“左”，因此他对彭德怀的信极为赞赏，曾当众说：“彭老总，你的信写得很好，我们都支持你。”可是，毛泽东突然由纠“左”转为“反右倾”，狠批彭德怀，陈伯达赶紧随机应变，摸新的“行情”。陈伯达抓住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动态，日夜赶写“论证”的“文章”，题目也是来自毛泽东在195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即《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陈伯达急呈毛泽东。此文果然以中央名义加了按语，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久，陈伯达加以修改、补充，在1959年第22期《红旗》上，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为题公开发表。由此，陈伯达不仅躲过一场政治危机，而且成了“反彭英雄”。

　　二、系统总结，即把毛泽东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零散的讲话，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写成文章。“理论家”所做的是归纳工作，他笔中灌注的思维不是他自己的。进入“文革”后，毛泽东几乎不写文章，只是发布简短的“最高指示”，“秀才”们则写成社论或文章。

　　三、演绎诠释，根据领导的某一观点、某一“最新指示”，加以扩大，加以推理，加以说明，加以解释，变成一篇社论、一篇文章。在“文革”中，每逢发表一项“最新指示”，在陈伯达的主持下，总要演化成一篇社论。有一次，陈伯达在跟笔者聊天时，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我的本事就是把主席的一句话，谈成一篇《人民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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