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最具影响力的
理论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
十年文革期间，陈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文
革小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
跃而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
之后的中共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台后，
更排名第四，地位显赫。惟在１９７０
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
毛以《我的一点意见》指称：“我跟陈
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
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
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
举国谔然！既然从来没有配合过，何以
能成为毛亲自钦点的第五号人物？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二子陈晓农，
为其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出。近日，由
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在香港出版（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
司，２００５）。正如该书封底的简介
所言，陈晓农“自幼与其父一起生活在中
南海。从陈伯达被准许保外就医到去世
的八年间，一直与作者朝夕相处。由于
此时陈伯达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心中的诸多冤屈和
不平又无法与外人道，只有儿子可以无
话不说。陈晓农又是一个有心人，往往
将父子间的交谈引向对历史的回顾，且
有意识地将陈伯达的谈话做了笔记。如
今陈晓农参照这此笔记，仔细回忆了父
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
为佐证，编纂了这部书。由于是父子交
谈，陈伯达没有想到将来会公诸之世，
故不必象当今大多数历史著作、传记和
回忆录那样需要故意回避许多事与人。
因此，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毛泽东和中
国现代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这些
话，应该说是中肯的。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以下简称《陈》
），大体上可分为陈氏早年经历至文革
前夕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大部分，
两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致为[**]。前一部
分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当为陈晓农对自己
所经历的十五年中南海生活的描述，以及
陈氏父子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中共高层人物
的一些观察。
　
１．对高饶事件有自己看法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中共建国之初震动朝
野的一件大事。从五十年代初事发至今，中
共对此事件的官方说词基本没有变化。而据
陈晓农说，对于高饶事件，陈伯达晚年有自
己的独特看法。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
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
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
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
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
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
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
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
“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
史的效果是不好的。总之，这件事开了一个
不好的头。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
问题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陈》
页１２０－１２１）陈伯达又说：“高岗和
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对革
命是有功劳的。高岗过去打过仗，但他文化
不高，实际上只是个草包，不值得把他的问
题搞得那样严重。高岗倒了以后，西北的一
些同志是有意见的。”（《陈》页１２０）
说高饶事件将党内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
历史效果不好，无疑是对的，但陈说高岗“
实际上只是个草包”，则恐怕还是带着有色
眼镜看人。高岗应该还是有能力的，只不
过斗不过毛罢了。

２．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
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
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
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
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
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
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
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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