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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
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
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
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
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
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
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
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
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
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
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
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
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
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
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
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直到有一次在北
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
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
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
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
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
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
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
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
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
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
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陈》１９５－
１９６）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
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
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
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
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多
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
实，有欠公平。
３．与杨尚昆一直合不来
陈伯达忆及早年在苏联的岁月时，谈到与杨
尚昆等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
维克”的关系：“我在苏联时，一直是受王明
一派打击的。回国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转
变了态度。１９３１到３２年，陈原道和殷
鉴同我一起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时候，
他们两人对我很好，诚恳向我表示了歉意。
１９３７年我到延安以后，张闻天也对我很
好，对我很关照。但是，杨尚昆却与我一直
合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解放时，我
主持党校的工作。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我向他要办校的经费，他就不肯给，说没有
钱。等到我离开党校，杨献珍主持党校，向
他要钱时，就很容易要到了。还有，解放初
毛主席要我搬到中南海住，当时中南海房子
不好找，刘少奇同志说他就要搬到新盖的房
子去，他现在的房子可以让给我住。我去跟
杨尚昆说了少奇同志的意见，他却说：‘那
个房子你不能住！’我只好另找别的地方。
可后来，杨尚昆自己去住进了刘少奇原来的
房子。总之，别人不能住，他自己却可以住
。”（《陈》页２０－２１）大概是受了父
亲对杨尚昆看法的影响，陈晓农笔下对杨也
多有批评。如谈及中南海生活一段，陈晓农
借中南海西楼厨师的口说“在这儿吃饭的几
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
餐大菜！”又称：“杨尚昆爱吃的西餐大菜，
我们家从未吃过。杨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钊年
轻在苏联居住多年。他们爱吃的是俄式大菜。
李伯钊的衣着也保持着苏联人的习惯样式，
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袜子而
不穿裤子，在中南海里显得很特殊。”（
《陈》页２３１）陈晓农还有意识地提及
杨受毛“严厉批评”的一件事：“１９５８年
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
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
大盖。当时，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
里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
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
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
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
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
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
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
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陈》页
２２１）
４．陈伯达与陆定一：谁比谁更左
以陈伯达在文革中表现而言，一般认为他是
中共党内激进的极左派。但陈不同意此说。
他认为，党内比他左的人，所在多有，如陆
定一。在谈及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周恩来、
陈毅曾说要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
子而后却无疾而终的具体原因时，陈伯达说：
“那时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知识
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
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帽子。他提的很好。开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
不赞成，但是中央有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
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
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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