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陈伯达与陆定一：谁比谁更左
以陈伯达在文革中表现而言，一般认为他是
中共党内激进的极左派。但陈不同意此说。
他认为，党内比他左的人，所在多有，如陆
定一。在谈及１９６２年广州会议周恩来、
陈毅曾说要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
子而后却无疾而终的具体原因时，陈伯达说：
“那时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知识
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
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帽子。他提的很好。开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
不赞成，但是中央有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
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说知识分子没有
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
不能摘。他和周恩来争论的很厉害，僵持不
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这方面的
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放到
一边去了。”（《陈》页２２５－２２６）
陈晓农就陆定一此事写道：“胡乔木说过：‘
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陆定一率先反对周恩
来、陈毅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
是一件事关中共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历史
事实。其后，毛泽东从犹豫不决转变为完
全接受了陆定一的观点，并对陆定一的观
点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而
陆定一本人，也因促成这一政策中的作用，
于１９６４年为加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
的领导权而兼任文化部长，取代被认定是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的茅盾同志。这种
状况为期不长，１９６５年，发生了陆定
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骂林彪全家的事件，
陆定一受此事株连，被中共中央决定立案
调查，随后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
《陈》页２２８）不管陈晓农的论断是否
正确，以上一段史实上却有一些时间上的
误差。陆定一担任文化部长的准确时间是
１９６５年１月，被立案审查是在１９６６
年５月，两者时间上都比陈晓农所言向后
推移一年。
５．陈伯达与薄一波：谁是叛徒
１９７０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被
指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
在口述回忆中，陈伯达对这一连串罪名一一
加以驳斥。有关“叛徒”的罪名，陈晓农写道
：“当代中国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写
的回忆录说，他在出狱到达延安之后，曾经
向刘少奇揭发了陈伯达‘叛变出狱’的问题，
可刘少奇却回答说：‘他（指陈伯达）当个
秘书还可以吧’。“按照薄一波的回忆录，
刘少奇成了包庇陈伯达的包庇犯。因为刘
少奇不仅不将陈伯达开除出党，反而认为
他可以担当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人所
共知，中央主席的秘书是一个直接接触党
的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中共对于叛徒一
向有极严格的纪律处置。刘少奇既然接到
了薄一波的揭发，却不按照党的纪律规定
开除陈伯达的党籍，还要安排他当毛泽东
的秘书，而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的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对于陈伯达当选七大的候补
中央委员（随后递补为中央委员），也不
采取组织措施加以阻拦，这岂不都是咄咄
怪事？薄一波还说他在延安见到陈伯达以
后，陈伯达很尴尬。可是据陈伯达本人生
前所讲，薄一波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听陈
伯达讲课，对陈表现得格外亲热。建国初
期，他们两人同往天津搞调查时，同住一
所房子，彼此亲密无间。而且还有不只一
人亲眼见过薄一波在１９６５年专程到陈
伯达家中，与陈伯达亲切交谈。更何况薄
一波曾与陈伯达同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同朝为官’十余年，经常同堂议事，对这
些情况，薄一波又该如何解释呢？”（
《陈》页３2－３３）
文革中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案”，文革后得以平反。以陈晓农的说法，
事实上薄一波等当年是在中共中央同意“履
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前提条
件下，却发表了《反共启事》出狱的，陈晓
农认为，当薄诬指陈伯达是叛徒时，实际上
是为自己做过的事有点儿心虚。陈伯达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
珍他们平反是应该的。那件事责任不在他
们。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说别人是叛
徒，这就没有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
好像没有这样。七大时，薄一波是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八大时，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安子文又长期担任组织部
长。我如果真有问题，他那时说一句话，我
能当选吗？他现在有了权，就可以不讲道理
了。”（《陈》页３５０－３５１）陈晓农
写道：“笔者以为薄一波本不必为这个历史
的环节感到心虚，毕竟那时环境复杂多变，
难以不出纰漏。他已获平反，无人再议此
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为陈伯达接触情
况多，是半个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
总是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绝好办法，就是继
续维持文革中给陈伯达戴上的‘叛徒’帽子。
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把人定为叛徒，才
能抹杀他的一切，他所做过的一切有益的工
作，他所说的一切话，统统都被视为假的，
无人再敢相信。当年薄一波对不服从在‘反
共启事’上签字决定的刘格平那样耿耿于怀，
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病。”（《陈》页３
５５）
６．陈伯达眼中的毛刘、毛林关系
本书似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