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寻觅于先生的家门时，我和他又添了一层文字交道。
我写的《田家英的最后岁月》一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于先
生看到了文章，又勾起了对老朋友音容笑貌的诸多记忆，勤于
笔耕的他旋即写了一篇《〈田家英的最后岁月〉读后》。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我和于光远前辈的
距离，我们便顺着这个话题说开来。

　　于先生认为我笔下的田家英有些过于凝重，而田家英在他
的记忆中，印象更深的是聪明和顽皮。也许是因为他们相识时
都年轻，所以于光远对田家英最初的记忆，是他毫无顾忌地讲
述自己在四川一个中药铺当小伙计时如何偷老板的钱。

　　田家英告诉于光远：偷钱的办法是“就地取材”，药铺里
有现成的黏性很强的药膏，把药膏涂在细细的竹棍上，从钱柜
的缝中塞进去，把柜中的硬币纸币黏出来……于是这个同老板
捣蛋的聪明顽皮形象，成为于光远对田家英抹不掉的记忆，尽
管他后来脱颖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领袖赏识，成为党内不可多
得的“秀才”。

　　“你知道吗？田家英特别怕蛇和像蛇的动物，怕到了闻之
丧胆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诉他某本书中有蛇的图片，他就没胆
量打开这本书；如果有人把蚯蚓之类的东西放到他面前，他会
吓得逃跑。一次，我亲眼看到他同窑洞的好朋友曹葆华恶作剧
地骗他，说他背上有条蛇，他顿时面无人色的表情，逗得我哈
哈大笑，而此后很久他都不理曹。当时他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
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总觉得他更像个孩子。”

　　我想，作为自谓与田家英有着“无话不谈”情谊的于先生，
对田家英的追忆应该是可信的。于先生的话，使我想起田家英
在中南海时喜欢逗孩子，要孩子们叫他“田老子”，有个小孩
子还在口齿不太清楚的年纪，老叫他“田老鸡”。于先生说：
“延安时，田家英周围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儿子’。我
刚认识他时，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这样叫，他并不生气。”

　　后来，当我将于先生的关于田家英的谈论告诉父亲时，父
亲说于先生对田家英的感觉是准确的，不在领袖面前，不在工
作时间内，田家英的确常常露出他调皮的习性，简直就像另一
个人。

　　“田家英和朱老总的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关系都很好，
跟陈友群在一起就打闹，玩笑开得没边没檐。”父亲说：“在
和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的部下打牌时，他会悄悄地偷牌藏牌，被
捉住时，会哈哈笑着抵赖；下棋时会悔棋，对一子得失叫真儿，
甚至在难以挽回败局时掀棋盘。这些不拘小节的调皮，似乎跟
领袖大秘书、党内大手笔的形象相去甚远，可这确是真正的田
家英。”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也许是习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较亲近的朋友面前，会开心
地讲一些自己令人吃惊的调皮捣蛋行为；甚至在谈论政治时，
也会用一种滑稽的态度、诙谐的语言，去表现他的惊人的观察。
因此，于光远前辈认为田家英这种性格，实在不适合给毛泽东
当秘书。

　　“您这种说法，我还在其他人那里听到过。但我听有些人
的口气，似乎是在指责田不是个很合格的秘书，认为秘书不该
有太多个人的见解和思想。”我说道。

　　“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
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
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
是他的悲剧。”

　　顺着田家英是否适合作秘书的话题，自然地就说到了毛泽
东的另一位大秘书，田家英同其打了多年交道的陈伯达。我说
我是在写田家英文章的过程中才了解到，田和陈长期不和。

　　田家英与陈伯达的龃龉直可追溯到他俩的第一次接触。田
和当时中宣部的其他一些年轻干部，参加了陈伯达写作《人民
公敌蒋介石》的班子，为该书的查阅核对摘录资料及行文，做
了大量的工作。可书成之后，陈伯达不仅未对这些年轻干部表
露丝毫谢意，反而以“你们干了些什么？”的询问，将他人的
辛勤劳动一笔抹杀。

　　于光远前辈对我说，田家英的确和他一起议论过陈伯达，
田对陈在毛泽东面前的虚伪表现尤为鄙视。他曾向于光远介绍
了陈伯达的所谓“农村调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历来提倡
调查研究，陈也以喜搞调研标榜，可他又怕吃苦，不深入农村，
舒舒服服地住在城市招待所，派人下去调查，自己只听听汇报。
随后装模作样地走一下，就发表长篇报告，提出一套一套的建
议。陈不是真心搞调研，而是揣摩毛泽东的思想动向，然后搞
些材料写文章去投合，因而有时由于把毛泽东的想法猜错了，
写出的东西受到毛泽东毫不客气的批评。

　　“后来我去天津，恰逢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做调查，亲眼目
睹了陈氏调查法，果然同田家英说的无二致。陈住在天津遵义
道的别墅里听汇报。我去时他正给大家大讲佛学，讲‘阿弥陀
佛’，而没有言及自己调查后的思索。”

　　“其实，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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