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其人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 闻名而钦佩,由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构成的过程。 他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令人吃惊的虚伪。”于光远说。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后的批判印迹。 可后来听有些人说起陈,并非那么劣迹昭彰。因此对您说的这 个过程,愿闻其详。”
一九三六年秋季,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艾思奇 的《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几乎同时在北平、上海发表, 于是引发了“新启蒙运动”。那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鼓 吹民族自强,科学民主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文章和小 册子。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后一版再版, 陈伯达的文集《真理的追求》也为世人瞩目。
于先生说:“我当时非常赞赏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倡,并在 那时阅读到了这些小册子,对陈伯达的名字记忆更深了。在他 这些著述中反映出的学识、见解,还是令人钦佩的。彼时我依 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著的《中国近代 地租概说》。
于光远认真阅读了此文,感到陈伯达在言及资本主义地租 时,引用的都是千家驹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所汇辑的是封建社 会的地租率和利润率,这说明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 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 于是,于光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有两三千字的长信,对其文章 中的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立即给于光远复了一封信,邀于到他在杨 家岭居住的窑洞会面。于光远预想这次见面可能会有一场辩论, 就带上了《资本论》,准备在辩论中向陈伯达指出,在《资本 论》某面某段,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的,陈伯达的某个观点是与 之不符的。
可见面后,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 很好。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 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当时的陈伯达,已经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 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故而面对陈伯达这种虚心纳谏 的态度,更生出一层好感。会面便由预想的辩论,变为随意的 漫谈。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 说》一书,于光远得到一本,仔细一读,发现当初向陈伯达一 一指出,而又被陈伯达虚心接受的问题,一点也没改,原封不 动地印在了书上。
“我对陈伯达的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 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 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 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于先生对此事的叙述 画上了句号。
许多与陈伯达接触稍长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于先生第 一次同他过往,就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实在是一种“殊荣”。 这笔老账,在文革中又被陈伯达翻出来了,又让于光远领会了 “令我终生难忘”一语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身兼数职,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 中央党校)常务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 部副部长。同时,他还兼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成了 于光远的上司,这使于有更多的机会领教其为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艾思奇、胡绳等人创办了《学习》杂志, 自第二期以后,于光远出任该刊总编辑。在“三反”、“五反 ”期间,于光远将总编辑一职移交老同事和朋友王惠德,他向 王谈起自己的一种见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资 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两面性。王对于的见解表示赞同,并决定 围绕这一专题组织系列文章。结果,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和 于光远各写了一篇。
文章分两期发表后,社会上有些反映,说《学习》是中宣 部的刊物,发表这种观点的文章,是不是说明中共对民族资产 阶级的政策又有什么变化?
“我估计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 《学习》提出了批评。我这样估计,是因为一九五五年我在《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看到一封胡风一九五二年写 给路翎的信,提到陈伯达就《学习》杂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 而我正是在中海边陈伯达的寓所附近,听了由他传达的毛泽东 的批评:《学习》杂志发表的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极 其幼稚的,中了托洛斯基左倾思想的毒。”
如今回溯此事,于光远说:“那时不可能去琢磨,从来就 没读过托洛斯基的什么左倾言论,怎么会中他的毒。但领袖要 求杂志做澄清思想的工作,我们便马上检讨自己,并组织批评 自己观点的文章。”
“当时,来了一篇冯定的稿子,文章的观点和我们的很近 似,由于时间来不及了,便突击将冯的观点改成对我们持批评 态度的。把赞同一种观点的文章,改成批评一种观点的文章, 还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真费了不少力气,稿子搞成了个大花 脸。改完了,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改了篇名,内容没怎么动, 通过了。
“因为《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所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为此做了检查,但部里并没对出题组稿的于光远和王惠德做什 么处理;团中央的许立群也没受批评;华北局的吴江也没挨批 评;唯独艾思奇,在中央党校被整得够呛。陈伯达,是热衷于 整艾的人之一。”
“听说五十年代后期,陈伯达又和您过不去了一回?”
“呵,那是中宣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会议。陈伯达讲话, 又反复念叨他是‘小学生’、‘小小老百姓’。和我坐在一起 的王惠德忍不住说:‘你听,他又来这一套了,真虚伪!’不 想这话被坐在我们前排的陈的秘书听到了,但他错以为说话的 人是我。陈听了秘书汇报很生气,要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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