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别墅里听汇报。我去时他正给大家大讲佛学，讲‘阿弥陀
佛’，而没有言及自己调查后的思索。”
“其实，我对陈伯达其人也早有自己的看法，那是一个由
闻名而钦佩，由见面生好感，继而好印象一扫而光构成的过程。
他让我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一回令人吃惊的虚伪。”于光远说。
“我对陈伯达的认知，明显地烙有林彪事件后的批判印迹。
可后来听有些人说起陈，并非那么劣迹昭彰。因此对您说的这
个过程，愿闻其详。”
一九三六年秋季，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艾思奇
的《中国目前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几乎同时在北平、上海发表，
于是引发了“新启蒙运动”。那一时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鼓
吹民族自强，科学民主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文章和小
册子。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更名为《大众哲学》后一版再版，
陈伯达的文集《真理的追求》也为世人瞩目。
于先生说：“我当时非常赞赏对新启蒙运动的提倡，并在
那时阅读到了这些小册子，对陈伯达的名字记忆更深了。在他
这些著述中反映出的学识、见解，还是令人钦佩的。彼时我依
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抗战刚刚胜利，《解放日报》连载陈伯达著的《中国近代
地租概说》。
于光远认真阅读了此文，感到陈伯达在言及资本主义地租
时，引用的都是千家驹的材料，而这些材料所汇辑的是封建社
会的地租率和利润率，这说明陈伯达没有认真看马克思的《资
本论》，没弄清资本主义地租同封建社会地租存在很大差异。
于是，于光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有两三千字的长信，对其文章
中的错误，做了逐条批驳。
陈伯达接信后，立即给于光远复了一封信，邀于到他在杨
家岭居住的窑洞会面。于光远预想这次见面可能会有一场辩论，
就带上了《资本论》，准备在辩论中向陈伯达指出，在《资本
论》某面某段，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的，陈伯达的某个观点是与
之不符的。
可见面后，陈伯达非常谦虚，一个劲地称赞于光远的意见
很好。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学
好。你对我的批评，是很好的教育，令我终生难忘。”
当时的陈伯达，已经是党内知名的学者，于光远自忖不过
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故而面对陈伯达这种虚心纳谏
的态度，更生出一层好感。会面便由预想的辩论，变为随意的
漫谈。
大约一年后，陈伯达连载的文章合辑成《中国近代地租概
说》一书，于光远得到一本，仔细一读，发现当初向陈伯达一
一指出，而又被陈伯达虚心接受的问题，一点也没改，原封不
动地印在了书上。
“我对陈伯达的所为，只能用惊讶之至来形容。他嘴上说
得那么好，可内心根本不接受。不接受可以争辩嘛，我觉得那
是很正常的；如果他是出于不愿与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争论，也
可以说‘你的意见让我考虑考虑’嘛！”于先生对此事的叙述
画上了句号。
许多与陈伯达接触稍长的人，都觉得他虚伪，但于先生第
一次同他过往，就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实在是一种“殊荣”。
这笔老账，在文革中又被陈伯达翻出来了，又让于光远领会了
“令我终生难忘”一语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身兼数职，中央马列学院（后更名
中央党校）常务副院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
部副部长。同时，他还兼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成了
于光远的上司，这使于有更多的机会领教其为人。
一九四九年九月，艾思奇、胡绳等人创办了《学习》杂志，
自第二期以后，于光远出任该刊总编辑。在“三反”、“五反
”期间，于光远将总编辑一职移交老同事和朋友王惠德，他向
王谈起自己的一种见解：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资
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两面性。王对于的见解表示赞同，并决定
围绕这一专题组织系列文章。结果，艾思奇、吴江、许立群和
于光远各写了一篇。
文章分两期发表后，社会上有些反映，说《学习》是中宣
部的刊物，发表这种观点的文章，是不是说明中共对民族资产
阶级的政策又有什么变化？
“我估计很可能是陈伯达向毛泽东打了小报告，毛泽东对
《学习》提出了批评。我这样估计，是因为一九五五年我在《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看到一封胡风一九五二年写
给路翎的信，提到陈伯达就《学习》杂志给中央写过一个报告。
而我正是在中海边陈伯达的寓所附近，听了由他传达的毛泽东
的批评：《学习》杂志发表的文章，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是极
其幼稚的，中了托洛斯基左倾思想的毒。”
如今回溯此事，于光远说：“那时不可能去琢磨，从来就
没读过托洛斯基的什么左倾言论，怎么会中他的毒。但领袖要
求杂志做澄清思想的工作，我们便马上检讨自己，并组织批评
自己观点的文章。”
“当时，来了一篇冯定的稿子，文章的观点和我们的很近
似，由于时间来不及了，便突击将冯的观点改成对我们持批评
态度的。把赞同一种观点的文章，改成批评一种观点的文章，
还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真费了不少力气，稿子搞成了个大花
脸。改完了，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改了篇名，内容没怎么动，
通过了。
“因为《学习》是中宣部的刊物，所以中宣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