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在“文革”中犯下严重罪行，他自己也承认“犯了滔天罪行”。奴性和媚骨，使他失去了理论家的脊梁骨。“陈伯达现象”曾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与他同时代的人之中：

　　姚文元因为在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录以备考——读报偶感》，批评《文汇报》用“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转载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的消息。(正是那次接见，毛泽东婉转地发出了准备反右派的信息)毛泽东见到此文，嘱令《人民日报》在6月14日头版转载，还以“本报编辑部”名义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姚文元由此名噪一时。

　　王力因为在1957年8月2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论社会主义的内行》而被看中，调往陈伯达手下工作。由此王力得以发迹。关锋因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一文，受到赞赏，由此得以被重用。张春桥则是揣摩了毛的几次内部讲话，在1958年第6期《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成名作《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由此平步青云……

　　这真是一群“陈伯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姚文元，把看风向、摸行情作为“看家本领”，手中的笔成了随风而转的“风向标”。这群人号称“理论家”，而他们的“马列主义”实际上成了橡皮泥。辩证法的本质是批评的。马列主义之所以具有攻无不克的力量，就因为它是科学，而不是“标签”。

　　在对“文革”进行冷静剖析之际，应当对“陈伯达现象”予以曝光，并彻底铲除。

　　(2009年第2期《同舟共进》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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