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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笔下那种高屋建领、大气磅礴之势，陈伯达必然日日揣摩，心领神会，他的延安时期之文，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高峰之作。这都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和为他精心修改。《 人民公敌蒋介石》 一文近十万字，四天写成，据说陈伯达有时边写边哭起来。毛泽东读了原稿，大为赞赏，立即批示全文付印。1970 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痛斥陈伯达的‘天才论”，说几十年来就没有同这位‘天才理论家”合作过。我看此话也过分了，至少在延安那几年，毛泽东同陈伯达就合作得很好。
但陈伯达在解放战争时候也有败笔，为害不小。大约是1947 年康生和陈伯达从延安转移到晋绥边区领导土地改革运动，《 晋绥日报》 发表陈伯达的长文《有事同群众商量》 。从题目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其效果看，却为‘左倾”思潮煽风点火。那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还比较平稳，广大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不但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大大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但随着运动深入，逐渐出现极左情绪，一些勇敢分子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走贫雇农路线”等等，这就不仅打击了其他革命阶级和革命人士，甚至也打击了中农，使贫雇农陷于孤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极左思潮和自发论。当时某些领导干部和报纸编辑记者也附和这种思潮，宣传这种思潮，使解放区杀人过多，工商业凋敝，学校关门，社会秩序不稳。
这时，报纸上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有事同群众商量》 ，大字标题，十分醒目。此文为上述那些已经不能再‘左”的思潮火上加油，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而不提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不提党的总路线，不提革命统一战线，不提党的全面的农村政策，不提在依靠贫雇农同时必须团结中农以及团结所有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陈伯达片面提贫雇农路线，显然是附和时尚，只同贫雇农商量，这就给‘左”倾思潮加温，破坏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此后不久毛泽东从陕北渡过黄河，路经晋绥，在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同陈伯达的“有事同群众商量”是对立的。陈伯达这种貌似革命而实为破坏革命的“有事同群众商量”，在1947 年的土地改革中，干了一件坏事。
（四）
1948 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前往西柏坡途中，在晋绥停留几天，住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村，但陈伯达却没有与这大队人马同住在一起。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 编辑人员，陆定一参加了这次谈话，陈伯达始终未露面。有一天，晴空高照，我正在《晋绥日报》 驻地高家林此地距蔡家崖15 里）处理稿件。忽然，飞机轰鸣，由远而近，我放下纸笔，跑出窑洞，见院内乱七八糟的竹竿上晒着白色的被子、衣服。这些白色衣被正好暴露此地是我方党政机关，正是敌人轰炸的目标，我们必须赶紧收拾这些晾晒物。我见隔壁的窑洞房门虚掩着，不知里面住的是谁，就推门进去高喊：防空警戒，快收拾院里东西！我一踏进门槛，愣了，窑洞内光线虽不甚好，但一眼就看见躺在炕上的一个微胖的男人，他急急起身，正是陈伯达，他夫人急忙走出门外收拾晾晒的衣服。
我不知所措，只说声‘对不起”，退了出来，没有叫一声老师。就像一个不知情偶尔撞进门去报警的局外人，这是一次偶遇。
不过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住进蔡家崖去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一起，而单独住进《晋绥日报》 驻地，而且是悄悄而来，我们都未察觉。陈伯达也没有利用这次住在晋绥日报社的短暂机会同记者编辑们说说话，了解一点下情，他们夫妇蹲在窑洞里足不出户，何时离去，我们也不知道。
（五）
进了北京的陈伯达，无关的人员是很少见到他了。但北京虽大，人海如潮，却也能狭路相逢。我有一次竟在荣宝斋碰到陈伯达。那是上世纪60 年代，离‘文革”暴风雨不远了。
荣宝斋是我常去的古文物市场，看看字画而已，很少购买。有一个星期天，我忽然看见陈伯达在那里认真欣赏，只他一人，并无随从，也未进入内厅待以上宾，大概接待员还不认识这位中央要员，怠慢了。厅里人很少，就我两人，我在一边看这看那，他在那边问真问假。我没有走过去向他自报是他‘三民主义讲座”的学生，他也未曾注意到我这个数十年前的听众，他肯定不认识我了。他倒是仍不改本色，并未穿呢制大衣，总是那身臃肿棉衣裤和棉鞋帽，一口闽南方言。我倒是颇有感慨，官至政治局，还是单人匹马出来行动（门外有无汽车我未注意），也难得，不减艰苦奋斗作风，像个基层干部。我对他还颇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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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革风暴乍起，我不敢想象，陈伯达这个书呆歌那时还不知道他的野心家一面）怎能撑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这个局面。自古以来的造反头头大都是草莽英雄，都是揭竿而起，挥戈四方。陈伯达拿起笔杆子打人骂人，倒还可以，至于叱咤风云，驰骋天下，怕未必是他的本行。加上口音障碍，说起话来别人也听不懂，他也始终不改，这种人要充当‘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中国革命领袖，恐怕是不自量力，也可能是上边用错了人。
1970 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出了事，我大为惊讶。想不到陈伯达这样一个耍笔杆子的文弱书生竟成了一个大大野心家。同《人民日报》 和新华社的同志们谈起陈伯达在‘文革”初期那种狂言态肆、动辄给人栽赃上纲的丑态，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揭开之后，我才逐渐醒悟：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力，如果不善于使用这个权力，人是会变的，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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