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陈伯达因为毛泽东曾把1966年北京大学聂元梓写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因而大力提倡“公社”，并支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谁知毛泽东又认为“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部问题”，把它给否决了，令陈伯达这位中共“理论家”惶惑不已。

　　同年7月20日，武汉发生了“造反派”冲击东湖宾馆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事件，当时正在武汉的毛泽东被迫迁往南京，他一时非常震怒，认为是武汉军区的某些负责人在背后指使的，矛头是对着他的，于是，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就根据《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亲笔加的“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的话，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号召，岂知毛泽东冷静下来后知道军队不能乱，又改变了想法，把《红旗》杂志的社论批为“大毒草”，说要“还我长城”！

　　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江青、康生等人都一个个赶紧将自己撇清，把个“大秀才”陈伯达闪在当间，一时政治地位颇为不稳，后来还是把“文革小组”中具体办事的王力、关锋等人抛出去做了“替罪羊”，他才勉强过关。

挨了毛泽东臭骂想自杀

　　上述事件还算过得去，最严重的还是“打倒陶铸”事件引起的风波。1966年陶铸被调到中共中央工作，成为“第四号人物”，并担任“文革小组”顾问，他对“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仗势欺人的跋扈作派极不适应，与之多有冲突，引起江青的嫉恨。

　　1967年1月，江青就与陈伯达密谋要“打倒”陶铸。陈伯达显然以为江青从毛泽东那儿得到了什么指示，或者认为凭江青的身份，“打倒”陶铸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再加上“打倒”陶铸对他自己地位的提高也有好处，于是积极参加，与江青一唱一和，向陶铸发起猛烈进攻，使“打倒”陶铸之火迅速燃遍全国，而毛泽东1月8日在中央高层会议上也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这更让陈伯达以为自己又投中了毛泽东所好，立了“头功”。

　　没想到的是，一个月后，了解了全部幕后情况的毛泽东在常委扩大会上大发雷霆，怒骂了江青和陈伯达。他骂陈伯达的话有几句很重，道是：“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其实“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并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陈伯达竟敢不经毛泽东的明确指示就干了“打倒另一个常委”的大事，着实可恶，因而把他过去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进行投机”的老帐都翻了出来。

　　毛泽东还命令“中央文革”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但其实没人敢“批评”江青这位“第一夫人”，挨“批”的也只有倒霉的陈伯达了。陈伯达受此打击极为恐慌，曾一度闹着要“自杀”……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