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江青对陈伯达说：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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