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桥、姚文元商量好了，借江青每天晚上请文革小组成员看电影的机会来开会。有一天晚上，陈伯达正在卧室床上躺着看书，钓鱼台值班室来电话说，江青请陈伯达去十七楼看电影。陈伯达一听马上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睡觉了。”我们照此转告了值班室。过了没有两分钟，江青又让值班室来电话，说：“康老、江青同志都在等伯达同志。”陈伯达听后急了，毫不掩饰地对我们说：“你们告诉他们说，我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了。哼！什么看电影，她是又要开小组会，强迫我表态，我不去。你们就说我安眠药已经发作，起不来了。”说着他把被子往上一拉，不说话了。

　　江青批判新启蒙运动

　　1968年，陈伯达实在不愿意住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里边，想离江青他们远一点儿。可是新建胡同的家已经被他的妻子刘叔晏闹得不像样子了（刘叔晏正和陈伯达闹离婚），街坊四邻都知道那是陈伯达的家。中办管理局给陈伯达另安的新家——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因房子破旧正在修缮。陈伯达又不想住钓鱼台，管理局无奈就临时将他安排在中南海丙区，国务院这边一个大殿北边，一个很深的四合院。这里前后几个院子很长，但几个院子无人居住和办公，非常安静。在那人心慌慌的年代，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陈伯达很满意，再三对我们说不要告诉别人，不要让“十一楼”（江青）他们知道了。我们当时觉得很好笑，对陈伯达说：“‘十一楼’要找你，去问警卫局你住在哪儿，他们敢不告诉她？”

　　当时江青、姚文元等正在挖空心思找陈伯达的茬。他们写了一篇批判20世纪3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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