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粮库胡同的房子装修好后，战备解除了，陈伯达搬进了新房，他吃饭还是如此，并提出请宋师傅回钓鱼台。我们说，宋师傅走了你吃饭怎么办？陈伯达说：“你们随便给我做点吃的就行了。你们忙不过来时，就让李玉元（管理员）做就可以。”我们也不好为难宋师傅，就请他回钓鱼台了。

　　李玉元是农村来的，做城里人吃的饭菜水平差了点，我们俩也就常抽空去做饭。三个人中就王保春还会做几个像样的菜，但偶尔为之还可以，长此以往可不行，其间闹过几次笑话。我们做的饭菜也比较单调，也就是鸡丝面之类的。陈伯达是福建人，爱吃鱼，我们就做红烧鱼什么的。一次，李玉元去供应站采购了一只宰好的鸡，拿回来洗洗就放锅里煮，熟了以后，老李准备把它切成丝，做鸡丝面。这时王保春去厨房看看，发现老李切的鸡肉丝怎么有黑色杂物。一看未切完的整块鸡肉上，有个像橘子样大小的黑糊糊的东西，再仔细看发现，老李煮的鸡没有取出鸡嗉子，将鸡嗉子里鸡吃的杂物当肉切了。幸好发现得早，没有把它做到饭里。还有一次，李玉元给陈伯达学做了一条红烧鱼。陈伯达开完会回来正饿，听说老李做的是红烧鱼很高兴。李玉元非常高兴地将自已得意之作送了上去。这时王保春有事去向陈伯达汇报，一进门，只见陈伯达和平时一样，边看书边吃饭，吃得正香。陈伯达用筷子不停地在那条红烧鱼身上捅来捅去，鱼皮都剥得吃光了，可是鱼肉和鱼骨、鱼刺怎么也分不开，鱼肉还露出红色。王保春在一旁看出了问题，便对陈伯达说：“您别吃了，那鱼好像不熟，再去烧一下吧。”陈伯达看不清楚，还固执地说：“嗯，没关系。”王保春赶快将鱼端到厨房，又回锅烧了一遍送上去，陈伯达才算吃完了这顿饭。

　　在这段时间里，陈伯达因为感冒，中央开会他请假没有去。周总理很关心他，同时也知道他让宋师傅回钓鱼台去了，没有厨师做饭，便给陈伯达打电话，批评他说：“你让厨师回钓鱼台是不对的，怎么能让秘书们你做饭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工作嘛！你这样把身体搞坏了，让我怎么向主席交代！”周总理同时也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工作，还是要找个厨师来给伯达同志做饭，要注意他的身体才是呀！”当时陈伯达正患感冒，周总理介绍了他自己对付感冒的办法。他对陈伯达说：我有时在感冒初期，喝一杯茅台酒就好了，挺灵的，不妨你也试试看，少喝一点。”陈伯达告诉我们，他也想试试总理这个办法。我们就为他买了一瓶茅台酒，他只喝了一小杯的少半杯，就受不了了，发起烧来。其实他和总理不一样，总理平时参加宴会多，还可以喝一点酒。而陈伯达平时一点酒不沾，所以他说：“总理好意向我介绍他的经验，可到我这儿怎么就不灵了呢。”

　　陈伯达以后一直没有要厨师，一直到庐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都是李玉元为他兼管做饭。
　江青对陈伯达说：我要摘掉你的领章帽徽

　　大约是196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社报送了一份有关日本问题的材料，毛泽东阅后有一个较长的批示。
 
 

　　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看文艺演出，节目没有完，陈伯达便叫王文耀，告诉在他办公室值班的缪俊胜，通知人民日报社尽快把这个文件给其他领导同志传阅。这件事小缪当时就办了。

　　节目演完之后，陈伯达说是去一楼大厅参加一个在京的宣传口的会。陈伯达事先不知道，出席中央碰头会的人大都出席了，会议由江青主持。会议一开始，江青便说：“让陈伯达作检讨，他管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他还封锁最高指示。”陈伯达听了一愣，说：“我没有封锁主席最高指示呀！”江青说：“还说没有，主席最近有关日本问题的指示，你问问别人都知道吗？”康生在一旁拉着长声说：“我反正没有看到。”陈伯达说：“我看了以后，当时就传送出去了……”陈伯达还没有说完，江青就把话筒从陈伯达面前抢了过去，说：“陈伯达不作检讨，不让他说了，我来揭发。你还穿着军装，带着军帽。”陈伯达说：“大家都穿军装，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军装。”江青紧接着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看到江青这种架势，知道会议是要批自己，便把头上的军帽摘下来，使劲往桌面上一甩，大声说：“大字报上街！”意思是说，可以贴大字报打倒我。叶群接着举手喊口号似的说：“拥护江青同志！”场内无人响应，气氛十分紧张。这时江青好像想起什么似的，马上对到会的人员宣布：“在场的人不许出会场，今天的会议不许传出去，作为一条纪律，谁传出去，拿谁是问。不许记录，记了的必须放下笔记再走。”说完，江青继续说“红五星的来历”。

　　散会以后，陈伯达回到家里，心情不好，情绪极为低落。第二天，他到红旗杂志社，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说了不少丧气话。他说：“……你们对我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我也有不少错误，可以对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杂志半年不出版不怪你们，责任都在我，我没有抓紧，由我承担这个责任。你们也可以给我写大字报，大字报上街都可以……”大家听了莫名其妙，以为他在说笑话。

　　离开会场之后，我们对陈伯达说：“你不该向大家说这些话，搞得他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有气无力地说：“唉，昨天的会议，他们一定有人去参加了，会回去说的，不可能不说，他们会知道的。没有关系，随他们的便吧……”

　　两天以后，我们将那次会议的录音带从中央办公厅借来，王保春、王文耀、缪俊胜三人重新听了一遍。我们对江青的这种无理霸道行为很是不平。这盘录音带我们没有马上还回去，而是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1970年8月，在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天才论”受到批判后，这盘录音带让我们紧张起来。当时觉得将带子退回办公厅，怕江青知道，会引火烧身；不退放在办公室，也是条罪状；将它洗掉也不忍心。犹豫很久，我们最后将它放在办公室不易发现的地方。
　江青与中央碰头会对抗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央领导人员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小组人员锐减，陈伯达与江青的矛盾不断，而江青不断向毛泽东告陈伯达的“黑状”。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为工作能顺利进行，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召集人、中央其他党政军领导人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来研究重大决策。从此，陈伯达积极参加这个碰头会议，而不主动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但是，江青并不满意周总理召开的碰头会议，她多次催促陈伯达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就一些问题作出决定，与周总理的碰头会议相对抗。陈伯达总以各种借口推脱，拒绝召开文革小组会议。江青对此非常生气，但陈伯达是组长，他不参加江青就不好单独召开小组会议。江青很狡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住在钓鱼台，她事先和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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