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于天宝三载应试及第，授右内率府兵曹参军。应该说，这本是热情迸发、一展雄图的开始，但岑参写的却是《初授官题高冠草堂》、《高冠谷口招郑鄠》、《因假归白阁西草堂》，诗中所表现的是做官的无奈与归隐的惬意。天宝四载，有《登千福寺楚金禅师法院多宝塔》。长安期间，岑参还作有《送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太白胡僧歌》，由此可见他与佛法僧的密切关系。
岑参两度出塞，边地战事频仍、庙宇稀少，参禅访寺之作自然减少。然塞外亦作有《登凉州尹台寺》、《临洮龙兴寺玄上人院同咏青木香丛》。
自至德二载还长安至大历四年卒于成都，岑参几为朝官又几次贬为外任。在唐帝国的暮年及诗人自身暮年降临时，诗人的心灵更加走近了佛国禅境。代表这种趣向的诗作有：《出关经华岳寺访法华云公》、《题山寺僧房》、《赴嘉州过城固县寻永安超禅师房》、《寄青城龙溪奂道人》、《登嘉州凌云寺作》、《上嘉州青衣山中峰题惠净上人幽居寄兵部杨郎中》等。
纵观岑参一生，我们可以感受到佛国禅境对岑参的吸引，感受到岑参对佛国禅境不息的向往与追求。岑参集中，明显地表现这种倾向的诗作有近四十首，写成于不同生活时期及不同生活地区。当然，佛教禅学对岑参创作的影响，远不止只表现在写宗教热情的诗篇中，这种影响渗透了他的心灵，也浸淫着一般的写景、言情的诗篇。
二
岑参幼年丧父，从兄受书，“能自砥砺，遍览史籍”〔8〕。 岑参曾有过广泛的阅读，究竟他读了些什么书籍呢？“参尝读佛经”（岑参《优钵罗花歌序》），岑参明确地写出自己曾读过佛经，这在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取士内容的唐代是不多见的。岑参自叙尝读佛经，是在其第二次出塞期间，从其生活经历来看，其读佛经应始于早年隐居嵩山期间。岑参诗歌中的遣词，用事及蕴意，表现出他对两部佛经尤为熟悉，一为《楞伽经》，一为《妙法莲华经》。这两部经分别为禅宗的传法心要及天台宗持奉的经典。我们先看《楞伽经》在岑参诗歌中的渗透。
《楞伽经》有南朝刘宋时期求那跋阤罗译本。唐代禅宗北宗领袖神秀的再传弟子净觉作有《楞伽师资记》，阐明自求那跋阤罗、菩提达摩至慧可、僧灿、道信、弘忍、神秀，禅宗都是以《楞伽经》作为传法心要，可见此经在早期禅宗思想的形成和传播中的作用。
岑参诗直接写到《楞伽经》的有两首，一是作于天宝元年的《偃师东与韩樽同诣景云晖上人即事》。全诗如下：“山阴老僧解楞伽，颍阳归客远相过。烟深草湿昨夜雨，雨后秋风渡漕河。空山终日尘事少，平郊远见行人小。尚书碛上黄昏钟，别驾渡头一归鸟。”写作此诗时，岑参28岁，正是“出入二郡、蹉跎十秋”期间。闻有老僧善解《楞伽》而远道相访，可知青年时期作者便对这部佛教经典具有一定了解并有浓厚的研讨兴趣。不过，此诗主要表露的是磋跎岁月的落寞心情，对《楞伽经》的理解并非深切。
另一首《太白胡僧歌•并序》约作于天宝三载登第后至天宝八载第一度出塞前居于长安期间。序与诗曰：“太白中峰绝顶，有胡僧，不知几百岁，眉长数寸，身不制缯帛，衣以草叶，恒持《楞伽经》，云壁迥绝，人迹罕到。尝东峰有斗虎，弱者将死，僧杖而解之；西湫有毒龙，久而为患，僧器而贮之。商山赵叟前年采伏苓，深入太白，偶值此僧，访我而说。予恒有独往之意。闻而悦之，乃为歌曰：闻有胡僧在太白，兰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难见但闻钟。窗边锡杖解两虎，床下钵盂藏一龙。草衣不针复不线，两耳垂肩眉复面。此僧年纪哪得知，手种青松今十围。心将流水同清静，身与浮云无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识，愿一见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里看山空黛色。”与前首诗同，作者亦写对深入《楞伽》的僧人心向往之，所不同的是，此诗能将《楞伽》玄理诗化。“心将流水同清静，身与浮云无是非”，此联将胡僧形象、客观物象及《楞伽》玄理相结合，创造出富有深意的诗歌意象。它表明，此时作者对佛经的理解，较上一首诗的写作时期已更为深入。
《楞伽经》对岑参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是与自然的关系。岑参从早年开始便一直是亲山林而远人事。对自然，他从感情上亲近、又从理性上探究其奥理。岑参对自然的亲近，并非是人世受挫后寻求慰藉，如老年杜甫之营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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