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底，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将在深圳颁奖，毕飞宇已经不再如最初得奖时要“装得挺清高”了。他说，“你辛辛苦苦写了一点东西，写的时候觉得自己挺孤寂，结果呢，有人喜欢，还给你一个奖，这就等于说，有人告诉你，还行，自然是高兴的。”

　　打电话给他家里，电话那头的他讲话语速很快，我想起他是当过老师的，口才不错，他做过编辑，面对媒体更不陌生。他没有手机，也不上网，电脑对他来说更应该叫“打字机”，我们约好发邮件采访，要通过他的朋友、《钟山》杂志副主编贾梦玮先生作中转。所幸，毕飞宇是个守信的同志，第二天，不待催促，他工整的回答与照片都已经等在邮箱里了。（文/李冰，《北京娱乐信报》）

  毕飞宇：穿越古今的追问与呼唤

图　每日新报／安东 

　　在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毕飞宇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法是不断进步和成熟的，在不懈的追求和探索中，他逐渐拓展着他的艺术视界，完善着他的文学意识，形成他艺术生命一次又一次的高峰，最近出版的《新活力作家文丛》之一《好的故事》集中体现了毕飞宇的这种自我超越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毕飞宇又是一个文体意识和艺术感悟力很强的作家，无论是对历史还是对现实的描写和思考，都体现了他思想的敏锐深刻，见解的独到和犀利，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抽象和追问中达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的高度。《好的故事》中的中短篇小说也是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反思中审视社会和人生，折射出深刻的人生寓意和哲理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进行执著而深刻的思索和叙述，并在个人化的传达中蕴涵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二是对日常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描摹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城市对人的压抑和“异化”；三是透视现代人的深层的社会心理，对社会丑陋和人性的弱点做了透彻而尖锐的批判。

　　毕飞宇的小说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古典气息，其小说中的历史不是一种宏大的群体历史和集体记忆，而是在讲述故事中以背景形式出现的个人化历史。历史不是直接被书写的，而是若隐若现的笼罩在故事整个发展进程中，形成故事的背景，使小说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和悠远的古典气息。《雨天的棉花糖》、《怀念妹妹小青》、《充满瓷器的时代》、《武松打虎》等都没有出现故事发生的具体的历史时间，但是其细腻的故事情节中透出的微妙气息却使读者能够将思绪拉回古老的悠远年代。这是作者以个人记忆和个人经验为基础书写的对历史的思考，从中传达出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警醒。《雨天的棉花糖》是写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中越战争的背景下。作者在文中通过红豆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悲剧而短暂的一生反映出战争对人性、生命、灵魂的异化和摧残。《武松打虎》、《充满瓷器的时代》虽然无法具体到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然而舒缓的叙述中氤氲的悠远的历史背景使作品增添了无限的神秘感和古典气息。作者通过对历史的批判和历史对人性的异化从而穿越古今，达到对历史形而上的追问和思索。

　　当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城市的世俗生活是毕飞宇所执著关注的。毕飞宇的许多故事通过描写城市中凡人的日常生活，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生存悲剧以及城市对人的异化。《九层电梯》、《哥俩好》、《男人还剩下什么》、《林红的假日》等篇都是写城市中各种人的价值的失衡和失落，人性、家庭、伦理、爱情在城市人的生活和人际交往中都被严重的扭曲和变形，作者从中也透视出现代人的生存悲剧，具有一种悲剧的崇高美。在《男人还剩下什么》、《火车里的天堂》中，作者撕开了城市温情脉脉的面纱，揭示了爱情、亲情、友情在这个现代化社会中的虚伪和脆弱，刻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无情和冷漠。至亲至爱的夫妻也可以在转瞬之间反目成仇，甚至恶毒地互相攻击和报复。《林红的假日》体现了城市对现代女性的压抑及现代女性对自由和人性本真的追求。毕飞宇对城市有着高度的警醒，他通过对当下生活近距离的书写，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具有浓郁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于真实人性的追问、思索和召唤。（中华读书报 张莹 于晴晴）

王家姐妹的故事：谈毕飞宇的《玉米》

图　每日新报／安东 

　　文/汪政

　　写作是一桩有趣而残酷的事，有的作家连篇累牍，但似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而有的作家并没有动多少笔，但看上去却佳作不断，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毕飞宇就属于后者。在如今的文坛上，他实在算得上一位低产的作家，这些年有时的年产量“歉收”得只能收获一两个中短篇，可给人的感觉却好象一直不断地在那儿闹腾，这着实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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